试析“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原因(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25 《史学月刊》2018年第7期 赵文亮 王泽方 参加讨论
一、山的那边：德、法双方战略计划产生的“互动” 战争是两股力量的相互碰撞，往往表现为双方力量的相互抵消，势均力敌的两股力量会通过殊死搏斗决出胜负。但如果双方的战略行动产生了完全有利于其中一方的互动效应，那么结果可能就是一边倒。对这种观点最直观、最生动的表述来自德军前总参谋长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的《坎尼研究》（Cannae Studies）一书：“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中很少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则一方面需要一位汉尼拔（Hannibal），另一方面需要一位法罗（Faroe）。他们合作始能达到此种伟大目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迦太基军队在坎尼会战中之所以实现了对罗马军团的完美合围，主帅汉尼拔的智慧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罗马主帅法罗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指挥罗马军团一味的在战线中央冒进，仅凭汉尼拔的合围战术并不能实现对罗马军团的彻底合围。正是罗马军团在正面的冒进与迦太基军队在两翼的合围行动产生了强烈的互动，才使得汉尼拔彻底围歼了罗马军团，坎尼会战遂成为军事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同样，在1940年的西线战局中，德、法双方战略行动的互动，是“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根本原因。 1．战略互动的基础：德、法基于战略困境对“施利芬计划”的互相预判 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是英国取得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胜利的功臣，他总喜欢在散步时远眺沉思，当有人问他在思考什么问题时，他说：“为了猜测山那边的情况。”后来，“山的那边”被后人引申为对敌人心理的推测。在拟定作战计划时，对敌方进行战略预判是十分关键的环节，任何战略计划的制定都以对敌方状况的思考和对敌方行动的预判作为前提。英国历史学家贝内特（P.G.Bennett）认为：“在战争中，博弈的双方会基于他们掌握的不完整的信息来预判对方的战略。”1940年德、法的作战计划同样建立在对敌方的战略预判基础之上，双方进行战略预判的依据就是陷入“困境”的战略形势和“施利芬计划”。而这种战略预判就是双方战略计划产生互动的基础。 在战争爆发前，德、法之间的战略形势已经陷入一种困境。由于双方在接壤的边境线上分别修筑了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和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直接进攻势必会造成巨大的伤亡。面对这种战略困境，德、法不约而同的采取了“间接战略”（Indirect Approach），只不过范围有所不同：德国选择从低地国家迂回，而英、法则设想在更大范围内实施“间接战略”，如空袭苏联高加索油田破坏德国石油供应，在波罗的海袭击德国运输铁矿石的船队，从希腊方向威胁德军侧后等等。同时，荷兰、比利时的中立也影响到这种困境。双方谁先进入荷、比，就会背上侵略者的恶名，在舆论上会陷入被动。但一战的历史和希特勒上台后的种种劣行表明，德国会毫不犹豫的破坏这种中立。在这种战略形势下，法国自然会预判德国会经荷、比发动进攻。 德、法之间的战略困境因“施利芬计划”而加剧。如果说双方边境的防线是造成战略困境的物质基础，那么“施利芬计划”在思想意识上强化了这种困境。 德、法之间的战略困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普法战争之后，双方在边境大规模兴建要塞，直接进攻的难度逐渐增大。面对这种形势，德军总参谋长施利芬在19、20世纪之交提出了“施利芬计划”，其核心思想是集中优势兵力，通过荷兰、比利时迂回攻击法军侧后。这一想法似乎为解决战略困境提供了一劳永逸的思路，以致于美国史学家特伦斯·祖贝尔（Terence zuber）认为，施利芬的战略思想给德国“提供了一个永久性的、可靠的战争计划，而他的继任者需要做的，就是实施这一计划。”而且与1914年相比，1940年德、法边界的情况对德国更为不利，通过低地国家迂回法国侧翼无疑成了最合理的方式。因此，双方都把目光紧紧的盯在“施利芬计划”上：法国预判德国将重启“施利芬计划”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德国最初版本的进攻计划也确实是“施利芬计划”的翻版；同时，曼施坦因预判法国将对“施利芬计划”的重启有所提防。根据曼施坦因的说法，“在1940年我们就透彻地了解了这些法国战略和策路的原则。”曼施坦因在制定计划时也着眼于“施利芬计划”，只不过他根据法国对“施利芬计划”可能的反应来制定完全针对的、更加致命的打击方式。德、法基于战略形势的困境和“施利芬计划”对对方的战略预判是双方战略计划产生“互动”的基础。 2．双方战略计划的互动效应：完全配合德国的攻势 根据最初的“黄色方案”的部署，B集团军群下辖30个步兵师、9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担任主攻，占领荷兰、比利时；A集团军群下辖22个步兵师，向阿登林区发动攻击，掩护B集团军群的侧翼；C集团军群下辖2个集团军在马奇诺防线当面佯攻。战役目标为横扫低地国家，击溃英法联军，占领比利时、荷兰的港口。 曼施坦因认为该方案有两个缺陷：一是该方案是“施利芬计划”的翻版，而盟军必然对德军重启“施利芬计划”有所防备；二是该方案没有全面、彻底歼敌的思想，仅仅是要取得对比利时北部盟国军队的局部胜利，其结果必然会和1914年一样在西线形成僵局。曼施坦因于1939年12月18日向大本营提交了对西线攻势的建议，建议对德军的主攻方向和兵力配置做出重大调整。曼施坦因的计划有两大要点，第一，他断定盟军主力会在北翼抵抗德军对比利时的进攻，所以德军的主攻方向选择在盟军北翼的侧后——阿登林区。为了实现迅速突破，部署在阿登地区当面的A集团军群应配备强大的装甲部队，步兵师的数量也应得到加强。集中强大的装甲集群在阿登林区实现对盟军战线中枢的突破，分割包围并全歼盟军北翼是“曼施坦因计划”最核心的战略行动。第二，德军在合围盟军北翼时，应同时在马斯河（Meuse）与瓦兹河（Oise River）之间的宽大地域采取攻势行动。该行动不仅可以粉碎法军预备队可能的反突击，保护装甲部队的侧翼，而且还能阻止法军在南部形成一道坚固的、连续的正面防线。彻底消灭盟军北翼并阻止法军在南部建立连续正面，是“曼施坦因计划”的主要目的。但在最终版本的“黄色方案”中，在马斯河和瓦兹河之间的攻势行动没有被采纳，也因此，从战略艺术的角度看，1940年5月德军实施的“黄色方案”只是“曼施坦因计划”的简化版本。 法国的作战计划——“D计划”（Dyle Plan）的兵力部署为：第1集团军群为左翼，下辖法军第1、第2、第9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共51个师，部署在法、比边境隆维（Longwy）至敦刻尔克（Dunkirk）一线，战争一旦爆发，其中的34个精锐师立刻进入比利时境内，在安特卫普—卢万（Corgoloin）—那慕尔（Namur）一线建立坚固防御，抵御德军装甲师；第2集团军群和第3集团军群为右翼，下辖43个师（包括驻守马奇诺防线的9个师），驻守隆维至瑞士边境；其余9个师作为预备队。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法国仅有的三个装甲师和英国远征军在内的最精锐的部队全都配置在第1集团军群内，预备队中几乎没有可以应对突发状况的机械化部队。 将强大的左翼推进至比利时是“D计划”最核心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显然是以假定德军会按照“施利芬计划”的路线进攻为前提的。盟军将最精锐的军队部署在北翼“充分证明了他们确信德国人会通过比利时发动攻击”。在将大量精锐部队投入左翼的同时，法国也投入大量兵力驻守马奇诺防线。将重兵集团投入两翼之后，法国战线的铰链处十分薄弱：面对比利时阿登林区，从那慕尔到色当长达75英里的战线仅仅由“全军中战斗力最弱的”第9军团的8个师防守。虽然这种配置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德国和法国当时的大多数战略家都认为，阿登林区是“难以通过的”，“连作大规模的步兵攻击都是不可能的，当然别说是坦克的行动了”。法国陆军总司令甘默林（Maurice Gamelin）将军在其1940年2月呈报给国防部长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的“军事计划”中，甚至没有提及阿登。这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犯下的一个巨大的错误：被忽视的阿登林区最终敲响了法兰西的丧钟。 双方的战略计划其实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如果德军实施最初的“黄色方案”，那么德军的胜利会“非常有限并且代价高昂”。因为法国的计划是完全针对德军重启“施利芬计划”的。“曼施坦因计划”却扭转了这种态势，两个计划的核心行动将会产生有利于德国的互动效应。法军计划对阿登地区防御的忽视非常有利于德军装甲部队的快速突破；而法军推进至比利时境内，又使得左翼各师对德军在其侧后的突击束手无策。这种互动效应无疑促进了“曼施坦因计划”的成功。 3．互动效应在战局中的实现是“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根源 1940年5月10日，当西线的战斗打响之后，德军和盟军分别迅速实施各自的计划。德军B集团军群在伞兵的配合下攻入荷兰、比利时，A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也开始穿越阿登森林；盟军的左翼则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挺进比利时。到了5月12日，就预定的战略目标而言，双方的计划都取得了“成功”，法国对左翼的态势一度很乐观，而且由于在比利时进展的过于顺利，法国一度怀疑德军在低地国家的行动可能只是佯攻。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证实了这种乐观：“截止到12日夜间为止，没有理由认为战争进行得不利。”然而，双方战略计划的核心行动已经产生了有利于德军的互动。德国装甲集群迅速穿越阿登森林，于5月13日突然出现在色当要塞面前。法军在色当的薄弱防御使德军轻易突破了盟军战线的中枢位置，盟军南北两翼被分割。而此时盟军左翼挺进比利时恰恰有利于德军合围目的。盟军北翼在比利时挺进的越深，在德军B集团军群的牵制下，法军左翼向南的撤退行动就越艰难，他们对德军装甲部队在其背后突击的反应也就越乏力。这种互动的效果恰恰和施利芬当年所预期的理想效果一致。而法军的兵力配置和战略预备队机动性的缺失又加强了这种“互动”的效果，由于包括装甲师在内的几乎所有精锐部队都尽数投入左翼，法军预备队既无法及时填补战线中央的缺口，也没有足够的装甲部队对德军装甲集群实施反击，只能眼睁睁看着北翼的精锐部队被合围。1940年5月20日夜，德军第2装甲师进抵大西洋岸，阻断了盟军北翼与其他军队的联系；5月21日至24日，德军各装甲师陆续抵达英吉利海峡，锁紧了包围圈。此时，盟军左翼虽然没有被消灭或者投降，但已经被德军压迫到了敦刻尔克附近，在战略上已完全孤立。虽然大部分被围盟军在6月初撤退到了英国，但是盟军左翼已不复存在，“曼施坦因计划”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就这样，双方计划的互动效应在实际的战局中得以实现。 这与坎尼会战的情况是何等的相似，如果说汉尼拔和法罗在战术上的互动成就了坎尼会战的传奇，那么这种互动在1940年再次上演，成就了“曼施坦因计划”的成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