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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继富彭书跃]民间故事讲述人与苗族“花场”的建构(2)


    (二)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记忆场域
    苗族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凝聚在富有象征性的事物之上。苗族民众前往“花场”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他们到“花场”要唱、要跳,他们到“花场”要娱乐身心,要结交朋友,要寻找意中人。因此,苗族“花场”常常被称为“赶花场”“跳花场”。也就是说,“花场”不仅是物理空间,而且是生活空间和情感空间,这些生活实践贯穿了历史延续和文化传承,包含了立足于生活基础上的“新进的过去”与“绝对的过去”,由此形成了苗族花场的“交际记忆”和“文化记忆”。交际记忆是存在于个体生平框架内的历史经验,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交际自然产生的一种记忆,是存在于大脑记忆中的鲜活回忆、经验或道听途说;文化记忆是神话传说,发生在绝对过去的事件。交际记忆通过媒介向文化记忆过渡。
    “花场”中涉及到的“时间”,一方面与神话传说相关,发生在“绝对的过去”,另一方面是个体生活经验;“花场”记忆存在于固定的语句、舞蹈、服饰等象征物之上,存在于参加活动的苗族民众生活之上。苗族“花场”包含了交际记忆、文化记忆,包含了历史上苗族民众过去的生活,包含了苗族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历史延伸,构成了以苗族“花场”为核心的历史记忆谱系。
    在苗族民间故事中,“花场”作为社会生活场景,它具有基本社会文化功能。苗王杨令公为招婿举办的花场“只有到了正月春节,举行苗族跳花场;先后跳三天……到了这几天,果真各方的年轻苗族男女,都到桐木岭地方来参加”,最后成功为女儿找到丈夫黑人庆。鲁匝赶天上的花场,路遇蛤蟆,蛤蟆赠给他一段姻缘,告诉他“你这次到天上去赶花场,如果照我说的办,你就可以成家了”,鲁匝依言而行,最后“鲁匝在天上办完七天七夜的花场后,带着雷神的妻子回到凡间做夫妻,从此鲁匝再也不过那种孤苦伶仃的生活了。”苗家姑娘白列和小伙子汉松在花场一见钟情,白列的母亲十分满意这个后生,交代白列“我回家煮饭等你们。今晚你一定要带这个后生到我们家来。若他不来,你把他的芦笙抢在手里,他就会跟着你来”。
    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苗族民众举办和参加“花场”常常以“婚恋”为目的,这种社会文化功能由苗族民众历代的生活实践经验积淀而成,它是苗族民众传统的历史经验,是民众对“绝对过去”的记忆和延续。苗族民间故事的“花场”,是讲述人根据自己生活经验和生活实践建构。讲述人在花场的所见所闻,在花场交际关系中获取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传统,形成了民间故事中“花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从这个角度而言,苗族“花场”就不仅仅是个人空间,而是个人所置身于的村落空间,这个空间带有极为强烈的族群性,个人融入族群的公共生活中,个性记忆融入社会记忆、文化记忆中。历史经验支配着苗族“花场”的传统记忆。
    “花场”作为苗族民俗活动和民俗活动场域,是苗族重要的生活传统。但是每个苗族青年会以自己的方式与其他人员交往,表现自己的才智,因此花场对于每个人来说,则是个人体验的记忆。
    夫妻在“花场”中了解不深,不慎结合,产生懊悔:嫚婵谷姝岳发觉杜朵杜排让是个穷小子,她后悔了,回去向爹妈哭诉。她爹妈也是一对嫌贫爱富的老角色,就要女儿回来同杜朵杜排让离婚。
    花场不仅能促成婚恋,也会带给婚恋考验甚至威胁:召纳钟情于欧乐,但妹妹欧豆却紧追不舍“他们跳呀跳,一下子被欧豆看见了,就马上跑了过来,把欧乐挤到一边,死皮赖脸地挨着召纳跳舞……欧豆还不甘心,又跑上前去挤开欧乐,硬要和召纳跳舞……可是,欧豆还不知羞耻,还要跑上前去胡闹”。闹盖导配饶来到花场,一时大意向老虎精泄露了恋人恳蚩噌谷嬷奏的名字,结果恋人被夺走。召彩要去参加“花场”,没有听妻子卯蚩彩娥翠的警告,路上不慎用芦笙惊醒了三个虎兄弟,失去了妻子。莫嘎都在阴间花场迷了本性,见了面认不出自己的妻子莫各斗彩:
    莫各斗彩来到岔路口,在一丛刺芭笼中躲了起来。不一会,远处传来一阵芦笙声,芦笙声越来越近,只见莫嘎都边吹边跳,成千上万只蝴蝶围绕着他,各种颜色都有,呼呼啦啦地朝岔路口涌来。莫各斗彩从刺芭笼跳出来,一把拉住莫嘎都:“我找你找得好苦,你却在这里玩得好安逸!快和我回家去吧。”“哪来的女人乱拉汉!我玩不玩关你屁事?”众蝴蝶一涌上前,莫嘎都挣脱手变成只花蝴蝶混进蝴蝶群中,三岔两岔就不见了。
    列加不听妻子的劝告,执意要去参加跳花节,妻子吾娆吾榜只好忧心忡忡地嘱咐丈夫:“你从来没见过大场合,花场上什么艳丽的鲜花都有,去后,见到好花不能采,见到好马不能骑,听了坏话别当真,别忘了夫妻情,快去快回来”。
    故事真实地记录了妻子对参加花场丈夫的担心,花场威胁着夫妻关系。事实也是这样:“到花场的路要经过山背后。自格鸟家有三个姑娘,一齐站在门口望客。看到列加远远地走来便议论着说:‘列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敢到花场来赶热闹,这都靠吾娆吾榜的帮助过上了好日子。’她们心怀嫉妒,起了恶念。姐妹三个商量好之后,列加一来到门前时,她们就一齐走了过去。大姑娘对列加说:‘列加,你长得这么好看,这么爱人,穿得这么好,咋个会讨个癞女人?’”就这样,列加一连参加了三天“花场”,在“格鸟家”三个姑娘挑拨下,他们美满的婚姻因为“花场”上发生的事情而破灭。
    在“花场”交往记忆中,家庭举办“花场”表现得相当突出,比如夫妻婚后多年未生育子女举办“踩场跳花”,祈求祖先神灵荫护,“踩”去“丧煞”以实现生育子女和平安成长的目的,这种花场是临时性的,在宣威苗族被称之为“踩丧煞”花场。“踩丧煞”花场前,一般要向鬼神许下愿信。这种愿信有的由寨老代替,有的由女主人自己许愿。寨老代许的愿辞:“天神树,地神林,今天来请你,喝上这碗清香酒,XXX家小俩口,从小没做缺德事,他俩结婚三四年,现在没有一个娃,求求神灵保佑他俩,送个孩子给他俩,啥时有了娃,我们抱着红公鸡,我们抬着清香酒,再来酬谢你。”女主人自己向天上星宿求子的愿辞:“满天的星宿啊,你们日夜往下看,你们看见没有,我俩成亲三四年,我俩夫妻多善良,我俩夫妻多恩爱,从小没做过歹恶事,从小没做过缺德事,我服侍公婆如亲爹娘,他爱戴我爹娘如亲爹娘,我俩共有爹娘两双对,就是没有一个娃。我看你们铺满天,一见我就想念娃。我想娃想得吃不下饭,我想娃想得脸皮黄。你们兄妹那么多,求求你们哪一个,快快下来做我娃,不愿下来做我娃,就送下天上的神药,让我吃了会生娃,苦求你们快开恩,明早我把神药盼,让我明年抱个胖娃娃。”许了求子愿,主家选定吉日和地点,邀集乡邻好友在选定的地方,踩花场聚会,大家共同“踩丧煞”,热热闹闹祈求祖灵保佑,驱除恶煞,求得养儿育女。
    苗族民众鬼魂观念重,认为不吉利的事情与鬼魂有关,结婚不生子是鬼在作祟,通过“踩丧煞”花场驱赶作祟的鬼怪,求得子孙繁衍、昌盛不衰。
    苗族民间故事中建构的“花场”表现出婚姻的考验和威胁,生儿育女主题的记忆既是历史事实的记忆,也是当下生活“新近的过去”的记忆。苗族民众根据“花场”经历、过去人的记忆,将个人的经验、体验在“交际记忆”中以口头讲述的方式与听众分享。“花场”中的个人尽管融入到社会群体中,但是每个人拥有自己“花场”生活的体验,拥有“花场”生活的圈子。个人化的交往行为,基于个人的生活选择和情感倾向,苗族民间故事讲述人的记忆在讲述过程中不断融入集体记忆,个人由此获得某些权力和利益。“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苗族讲述人的“花场”记忆是讲述人、听众在交往关系中相互接受、妥协的结果。
    (三)以信仰为核心的记忆场
    “花场”与苗族民众的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由此产生许多祭祀活动。尽管这些祭祀活动在当下苗族“花场”中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些苗族“花场”中仍然存在。苗族民间故事中呈现的“花场”祭祀,活跃着众多神灵。
    《鲁匝得妻》中鲁匝参加玉帝家举办的花场,故事中蛤蟆、玉帝、雷神、众神仙等悉数出场,并且与鲁匝平等相处。“花场”与“玉帝”关联,意味着“花场”的神圣性。
    《闹盖导配饶与恳蚩噌谷嬷奏》中讲,“肯执家要在天上举办一个热闹的花场”,“一天,莫嘎都上山打猎,一个满身血红的人跳出来拦住他:‘我是阴间来的红面鬼,阎王听说你芦笙吹得好,特地摆起花场,叫我来请你去跳芦笙呢。’”
    苗族“花场”记忆与苗族民众生活中的各种神灵信仰结合在一起。这些神灵渗透到苗族生活各个方面,因此,“花场”是世俗性的,也是神圣性的。
    苗族“花场”是娱乐空间,也是祭祀空间,“花场”在举行“跳花”前与“跳花”结束时均有一定的祭祀仪式。
    贵州贵阳花溪区的桐木岭、镇山、磊庄,乌当区的石头寨、罗吏,白云区的都溪场等都是苗族“跳花场”场址。“花场”大场第一天是踩场,第二天是正场,第三天是扫场。第一天踩场,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仪式由德高望重的男性寨老主持,到吉时,寨老祭祀祖宗灵位,敬天地神灵,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指挥小伙子们在花场中间栽种“花树”。青竹顶端挂红布长幡,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字样。土炮三响后,场内所有响器齐鸣。主办花场的主寨的未婚男青年,吹着芦笙带领本寨未婚女青年跳踩场舞宣布开场。绕树三周后,其他客寨男女舞者以同样的方式入场参与舞蹈。第三天黄昏,寨老举行“焚香谢祖”仪式,然后指挥人们拔去场中“花树”宣布跳场完毕。
    苗族民间故事中的“花场”以苗族民众现实生活中的“花场”作为建构基础,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故事中记录“花场”的信仰内容均是对“花场”祭祀形象的记忆。
    与“花场”相关的故事包含了苗族民众丰富的信仰。《莫嘎都和莫各斗彩》中,莫各斗彩来到阴间寻找丈夫,无意中抓住两只蝴蝶,一个老婆婆上来请求道:“这两只蝴蝶是我的女儿,你放了它们,你要哪样我给你哪样”,莫各斗彩在得到老妇人的指导后,“莫各斗彩放了两只黑蝴蝶,老婆婆变成只黄蝴蝶带着它们飞走了”。故事接下来多次讲到蝴蝶,莫各斗彩依法寻到丈夫,只见“不一会,远处传来一阵芦笙声,芦笙声越来越近,只见莫嘎都边吹边跳,成千上万只蝴蝶围绕着他,各种颜色都有,呼啦啦地朝岔路口涌来”,但是妻子并没有成功带走丈夫,“众蝴蝶一涌上前,莫嘎都挣脱手变成只花蝴蝶混进蝴蝶群中,三岔两岔就不见了”,于是妻子再次得到帮助,“七天过去了,莫嘎都又吹着芦笙跳着舞,带着一大群蝴蝶过来了”,莫各斗彩依计而行,最终蝴蝶们“全都飞开了,莫嘎都一跟头倒在地昏过去,再也变不成蝴蝶了。”
    贵州苗族认为枫树生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了苗族先祖,枫树、蝴蝶与苗族先祖构成了信仰关系。《莫嘎都和莫各斗彩》中蝴蝶的神力,蝴蝶与人同构且彼此影响,均为苗族“蝴蝶妈妈造人”信仰,“人祖”信仰的痕迹,这些信仰成为“花场”关系记忆的基础和核心。
    苗族民间故事讲述人从三个方面建构“花场”的记忆类型,每一种类型的花场记忆都是苗族民众的生活类型。尽管有些类型以爱情为核心,有的类型以交往关系为核心,有的以信仰为核心,但是,三种记忆类型中“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的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三种记忆类型的共同旨归则是苗族民众关于生活和生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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