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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泳超]从感生到帝系:中国古史神话的轴心转折——兼谈古典神话的层累生产(2)


    
    《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以及夏、商、周三代本纪的开端部分,可以视为这一神话体系最丰富的表述。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和帝喾,还充满了神话色彩,像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颛顼的绝地天通等,都是公认的经典神话,即便帝喾这般无甚事迹可言者,也有“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一类的神异品格。后二帝尧和舜,则又非常人间化,其中关于舜逃避后母迫害的故事,带有显而易见的民间传说特性,它是从《孟子》转录的,青木正儿在《尧舜传说の构成》一文里,就专门指出其中含有大量齐鲁民间传说的成分,而传说在民间文学界通常被视为是神话的弱化表达形式。《夏本纪》大部分是在讲大禹的事迹,它主要截取《尚书》之“虞夏书”篇章而成,不单有大禹治水这样的经典神话,还有与皋陶、夔等百官在虞廷一殿为臣、共襄盛世的政治神话。而《殷本纪》与《周本纪》,则分别记录了玄鸟生商、姜嫄履大人迹生弃的著名故事,也即各自祖先的感生神话。
    但《史记》本意并不是要成为一本神话集,相反,司马迁非常刻意地将神话成分(所谓“不雅驯”之词)消减到了最低程度,他的目的当然是要撰著一部“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尽管某些神话因素无法全然割弃,但总体上毫无疑问是被视为历史过程的。其中除了五帝三王依次接续而形成的政统之外,更强调了政统内部一脉相承的血统关系,即所谓“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的万世一系观。此外,从对治水之后天下太平、熙熙雍穆的描述中,从“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之类不绝于书的极端赞语中,也表达了道统的意蕴。先秦诸子中,除法家之外,儒、墨、道诸显学都是历史倒退论者,对于过去时代的完美想象,也蕴含着一种托古讽今的政治神话。故以完备的制度、高尚的道德、清明的政治为标志的远古文明黄金时代,就被儒学占据绝对地位的后世主流知识界广泛接受。
    可见,这部分知识体系,既是神话的,又是历史的。上世纪神话学界有一个主流命题是“神话的历史化”,后来又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反其道而提出“历史的神话化”。它们貌似相反,本质上都是对于本真性的执着,只是各执一偏罢了。在笔者看来,既然无文字时代的具体历史与文字记载之间的关系难以确定,孰先孰后、孰本孰化恐怕也是无法通约的,不如将之视为“神人混融”的特殊话语系统,名之为神话或者上古史均无不可,两者在此互相混杂,不能截然两分。问题是,任何分散的知识一旦成为体系,一定是被着意建构的,上古神话亦然。《史记》中的两段“太史公曰”说得分外清晰: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五帝本纪》)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三代世表》)
    可见,在司马迁之前,关于黄帝、尧、舜之类古帝王的神话传说,在社会上有着丰富多样的流传,并有许多人己经着手于体系化的建构工作了,众多历谱系牒的流行即为明证。太史公只是以儒家的“古文”为标准选择了自认为最正确的一种,即宣扬万世一系的大一统世系来作为标准本罢了。在此基础上,他又割舍不了另外一些势力强大的异说,比如感生神话之类,太史公自己说是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只是这样的“厥协”与“整齐”,必然带来许多内在矛盾,时常被后人诟病,比如欧阳修在《帝王世次图后序》中核算了五帝的年数和辈分之后就批评说:
    ……则当舜摄、试之初年禹才六岁。是舜为玄孙年三十时,见四世之高祖方生六岁矣。至于舜娶尧二女,据图为曾祖姑。虽古远世异,与今容有不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然则诸家世次,寿数长短之说,圣《经》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其中舜禹世系和年龄相差太大的问题尚能勉强应付,而舜娶曾祖姑的乱伦关系则凸显了与“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的尖锐冲突。尽管有许多学者不屈不挠地为之弥缝,但原文明明白白,终归徒劳无益。
    事实上,对于这一帝系神话的态度,乃是信古与疑古的关键标志,甚至包括当今所谓的“走出疑古时代”,仍然以此态度为界分。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顾颉刚先生于1923年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所提及的四个“打破”
    (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其中除了第三个“打破”尚可商榷之外(笔者主张“神人混融”,神的人化和人的神化皆有可能),从古史而非神话的立场而言,其余三个“打破”都是基本前提,无可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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