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基固本、精益求精——学习陈援庵先生史学遗产的点滴体会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48 《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 刘家和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本文不能通体展述援庵先生的史学遗产，而仅为个人学习先生著作过程中对其治学路数的点滴体会。首先，先生的研治史学的基础建立于目录之学。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治目录学的特点。他早岁读《书目答问》，就悟到：读书之前必知其书(文本或文)，而且必知其人(作者或献)；至于如何知其人(前代作者)，则又必须先论其世。这样，文本就不再是可以任意截取的一堆故纸，而是有其历史生存理由的史源学有机结构的。所以，先生学术基础之深厚，不在于材料的简单积累，而在于既博且精。进而，先生由《廿二史劄记》入手研治史学，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之大体，又注意其中提出的种种历史问题，建立起一种对中国通史的总体性把握，这又是由博开始；先生还从《廿二史劄记》中看到其自身的许多错误与问题，从而把此书既作为治中国史的上马石，又把它当作为由博返约的磨刀石。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繁富，研究之面甚广，几乎手到之处皆能游刃有余，从未落入某种跳不出的陷阱。可是，先生又极其谦逊。为什么?他为我们这些后学昭示了一条重要道理，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永远会自知不足，因此会真正地永保谦虚。 关 键 词：陈垣(援庵) 史学遗产 精 博 目录学 考据 作者简介：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史学比较。 援庵先生(1880-1971)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蜚声于海内外的史学大师和史学教育大家。援庵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著作，其所涉及方面之淹博及其所穷究程度之高深，往往令读者生高山仰止之感。先生所培育出来的一代史家，也曾在我国作出了许多贡献。先生治学之风及为师之范，洵为宝贵的史学遗产。白寿彝先生在纪念援庵先生100岁(1980)与110岁(1990)诞辰时曾两度著文提出要继承这份遗产，我们的确应该为此而继续努力。以下略说个人学习中所得两点体会，以就正于史学界诸君。 一、培基固本 人所周知，治史须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细作分析，如今有借助电脑检索之便，那么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大问题了。其实，从援庵先生所讲的目录之学来看，问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而且电脑检索也不能代替一切。以往治中国史者在撰文以前通常都会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简明目录》或《书目答问》等书，从中了解有哪些人著了哪些书在自己所撰论著范围之内，于是翻阅并用卡片记下自己所需材料，在撰文时加以征引。这样的做法不为不对，可是未必精准，有时征引之文竟为断章取义。 援庵先生的方法与此不同。先生的要求是，读其书且知其人。这样的要求有来由吗?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①这就是说，大凡善士或优秀学者，从共时性的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一乡、一国、天下之善士或学者作对话或交流；从历时性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历史上的善士或优秀学者作对话或交流。而与古人作对话或交流，则唯有诵其诗、读其书；诵其诗、读其书，则必论其世而知其人。这样的读书，与翻检个人一时所需材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门径，其效果亦必不同。 上述孟子之言，其实孔子亦曾以不同方式论及。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②这里的“文献”，现在一般都当作文书来理解。不过这样解释并不符合孔子所言之本义。“文献”中的“文”表示的是文书典籍，而“献”的意思却是“贤者”。何晏在《论语集注》中引郑玄曰：“献，犹贤也。”③“献”作“贤”解，亦数见于《尚书》。《尚书·益稷》：“万邦黎献，共惟帝臣。”④《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⑤又《尚书·酒誥》中也提及“殷献臣”、“献臣”。伪孔安国注均以“贤”、“善”释“献”。所以，孟子所说的读其书的“书”就是文，知其人的“人”就是献。 如果认为这样解释仍然不够具体，那么请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的说明：“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存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⑥说到这里，就与援庵先生的历史文献之学很接近了。 援庵先生自1892年开始阅读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次年又系统阅读之，随后再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⑦为什么对《书目答问》这样一本篇幅不大的书，援庵先生不是用作翻检工具，而是当作课本来阅读呢?前一年读了它，下一年还系统地阅读它?愚意以为，这里正显示援庵先生治史入手之门径，其中也有我们应该学习的基本功。 援庵先生读《书目答问》时，年当12-13岁，已经就塾从师读了《四书》和一些经书，可以说已经具备逐步走向研究之路的条件。下一步如何走?这是一般塾师无力指导的。正在愤悱之际，他发现并购买了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他读此书，目的不在于由此查书、找材料、写文章，而在于寻求下一步如何治学研究之道。《书目答问》一书，在当时恰好符合援庵先生的需要。 张氏撰此书时，正在光绪初年提督四川学政任上。他巡视各县诸生学业与考核情况，常有许多好学的诸生请求指导进一步读书治学的问题。他觉得很难一一作答，于是编撰了此书作为一种指引。张氏未为本书作序，而是写了一篇简要的《书目答问略例》。⑧首先说明此编并非著述，而是对诸生的答问。进而指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自注云：“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按《答问》中时有此类点睛之语，几句话就说明了此书与《四库提要》的各自特色，故两不可少而各有各用，可以使学者免去多少走弯路、事倍功半之苦。随后再叙述此编体例，作为读者导引。最后说明此编收书二千余部，“疑于浩繁”(对于只想治某一专门之学者而言，其余书似乎过多)，但又作小注云：“诸生当知其约，勿骇其多。”(对于只想治某一专门之学者而言，其专门领域之书又似嫌其不足)。《答问》既为治学入门之书，自然不宜过多，也不能太简，而其要在于博精兼备，使学者循此而知由博返约之道。这就是首先要有面上之广，又要能知道要想求精须从何处深入。张之洞身为学政，作《答问》以指导诸生如何自己找书、选书、读书，尽了为师之责。一般人看《答问》，就到此为止，而援庵先生则以为远未到位。 在《答问》的略例与五卷目录正文之后，还有两篇附录。关于附一，张氏本人已认为不太重要；而关于附二，则张氏之立意与设计均有十分值得注意之处，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以上目录正文。这个附录二的题目叫做《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 《姓名略》前有一篇十分简要之导语⑨，首先说：“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张氏此说，非一般学古而泥古者所能企及。随后张氏又做出举证。譬如，我们看到《答问》中经部“春秋左传之属”里开列了约28种书，其中仅有3种非清儒所撰，此3种书的精刻善本还是清人做的。所以，张氏之说的观点容或有可商之处，而其所据事实大体无误。在此段之末，张氏说：“知国朝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这里要对“流别”一词略作说明。所谓“流”者，系就学术纵向发展过程而言；而所谓“别”者，则指学科横向交互关系而言。所以，《姓名略》中各位著述家皆据“别”以作区分，而各“别”之中之学者又皆依先后发展之流而列(如果细看，其中还按小类再分先后之例)。 《姓名略》所载清代(截至光绪元年以前)著述家之姓名按下述流别分列：经学家(其下又分汉学专门经学家与汉宋兼采经学家两小类)、史学家(张氏自注云：“地理为史学要领，国朝史学家皆精于此。”)、理学家(其下又分陆王兼程朱之学、程朱之学、陆王之学以及清代之兼通释典之理学别派)、经学史学兼理学家、小学家、文选学家、算学家(其下又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校勘之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家(其下又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经济家(论经世致用之学而非现在之经济学)。张氏如此分列各流派学者，其目的在于回应当时诸生各自不同学术专攻方面之需要。 如果说《答问》前半部的目录正文是张氏作为学政向诸生指教的是“文”，那么，在其后半部分的附二姓名略中向诸生所指教的则是“献”。所以，《书目答问》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对于志在研究中国传统文献学与史学的学者而言，却是一部既有利于打好学术功底又十分便览的书。 现在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过去所有学者都意识到了《答问》后半部的重要意义了吗?事实的回答是，并非如此。这样的答案有何根据?过去曾有出版商在重印《书目答问》时竟然都把《姓名略》这一部分删去了。援庵先生的一位重要学术传人柴德赓先生在《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中对此提出批评说：“那才真正是不认识这个名单的价值的人妄删的。”⑩ 也许有人会为删去此《姓名略》的人辩护，其理由是：张氏所开的名单是要为诸生推荐老师，可是，仅标出老师的名字而不对每人做一番介绍，这有什么用呢?此问似乎有理。殊不知张氏开的这份名单，本来就是前面讲书目诸篇的附录，其目的不是单行之作，而是让人们对照着前面的目录来读的。不过，张氏的办法，不是前面专列书目，后面专述著作家的简历，而是使人在看前面的目录时，从后面名单中查看其作者属于哪个学术流别，看后面的名单时，往前面查看此人著了、注了、校了、辑了或精印了哪些书。看到了这些著述或注疏的学者后，就需要到后面名单里去查人，看看在哪些学术流别里有他的大名，就知道此人的学术兼跨了哪些领域，他在诸学术流别中的关系与地位。由此读其书而知其人；反之，在后面名单里看到了某人，就要知道在前面的书目所录的他的著述，知其人而读其书。这样，从消极的方面说，我们在引其书的时候，就不会随意对其书断章取义或者作出与原作者思想相悖的解释；从积极的方面说，我们就能够更顺利而且更深入地了解、体会作者的原意和精神风貌了。这样才能更好、更精到、更有效地读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姓名略里所录之人，在前面的目录里还有并未收录其书的。我们切不要以为这是张氏无意间的疏忽，他已在姓名略导语中说明：“所录诸家，其自著者及所称引者，皆可依据。词章诸家，皆雅正可学。书有诸家序跋者，其书必善。牵连钩考，其益无方。诸家著书或一两种，或数十种。间有无传书者，皆有论说见他人书中。”此导语最后有张氏一段小字自注云：“此编所录诸家外，其余学术不专一门，而博洽有文，其集中间及考论经史、陈说政事者，不可枚举。此录诸家著述中，必见其名。自可因缘而知之。”张氏上述的这些话，对于急于查书找资料的人来说，可能是太迂曲、繁琐而不切实用了，因此常被忽视或视而不见，以至于干脆被出版商删去。 援庵先生则不然，他花了两年青春时光阅读《书目答问》，以后再读《四库提要》，这里正向我们开示了先生学术入门之途径。 援庵先生屡次提出，研究史学的人，不论撰述什么问题，在史料上都要尽量“竭泽而渔”。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竭泽而渔”四个字呢?提出几个主题词，上网一查，然后逐条录下。这岂不就是一网打尽、“竭泽而渔”了吗?其实，这是把电脑上的网当成了涵盖一切史料之“泽”，事情真是如此简单而便利吗?恐怕这还是“捷径”，也许有用于一时，不过却妨害了治学者走上看似迂曲而实际最有效的正途。你敢说电脑之网无用?我绝无此意，而是想说，人脑应该先于电脑而动，电脑应该协助人脑为用。千万不能以电脑取代人脑，治史尤其如此。 愚意以为，援庵先生所说的“泽”，就是我们学历史学的人所必需的史料或史源(Sources)，它们汗牛充栋，象一片望不到边的水泽或海洋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初看时简直无从下手。当然，查看目录著作中的史部目录，或者上网检索，都能帮我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可是，史学研究的发展自然也必须有其横向扩充(博大)与纵向深入(精深)的要求。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有能力认出或看清自己研究所须的史料或史源之“泽”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水源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样的“泽”首先是具体的、明确而有限的，从而是可以“竭”的，当然在此限度以内，就可以“竭泽而渔”；再则这样的“泽”又并非一潭死水，从而会使在此捕鱼者长期落入这个陷阱而不能自拔，只要能看到它与外部的关联，就可以不断在更广阔的领域中深入发展。愚意以为，援庵先生所提倡的“竭泽而渔”，不是随意说的，而是对于史源学中的“文”与“献”的相互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看透彻了，并且在自己史学研究实践中深有体悟之后，才严肃地提出来的。张之洞氏所说的“牵连钩考，其益无方”与从已知之书、之人寻探未知之人、之书“自可因缘而知之。”这几句话可以说是被援庵先生看透了、用活了。 援庵先生的文献目录之学，为自己一生之学培植了难得的深厚底蕴与博洽潜能。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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