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读后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5:10:3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邱源媛，胡鸿保 参加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近期推出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i]。作者长年致力于清史、满族史研究，曾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本书乃作者积多年之功的晚成大作。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着眼于北京旗人社会，对前人没有涉猎或涉猎较少的内容进行了考察，诸如旗人内部经济关系（重点为旗房、旗地买卖）、旗地类型与区别（重点为茔地与祭田）、旗民（旗人与民人）的地域关系（重点为分布格局与变动）、旗民的经济关系（重点为旗人施舍地、碓房与旗人生计、旗人社会中的民人）、旗民的文化关系（以民间香会为重点）、旗俗（主体是满俗）的流变与“汉化”、晚清旗人的“贫困化”与八旗制度改革、辛亥鼎革与旗人社会的瓦解，等等。通过悉心研究，全书大致勾勒出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变化的基本脉络与轮廓。 该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或制度史，而更接近于一般意义的“社会史”。通观全书，就研究对象而言，作者关注的主体人群不是满洲皇室和贵族，而是居旗人群体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旗人，所考察重点也放在旗人社会生活的形态、特点与演变上。就研究方法而言，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作者借鉴了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田野调查访谈等方式，作为文献研究的补充。就史料运用而言，除了较为传统的官修史书外，作者大量使用了前人研究北京旗人诸问题时尚未涉足或使用不多的各类新鲜史料，如满汉文档案、碑刻拓片、契约文书、族谱家乘、图集画册、报刊、小说、笔记、诗歌、子弟书等等。刘著在诸多问题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史料恰到好处的挖掘与利用。 一、北京城中的旗人与民人 对于刘著，已经先后见有菲南[ii]、刘文鹏[iii]、日本学者上田裕之[iv]的书评。此外，定宜庄先生还曾对作者的数篇相关论文做过精辟的评论。[v]作为后学，我们仅仅是从这本将近90万字的大作中体味一个主题：清代京城的旗民互动。 在进入主题之前，有必要对清代北京城内外所居住的人群及其特点做一简要回顾。说起北京城，今天的人们总是会对前门外的天桥、宣武门外的会馆津津乐道。它们被视作北京文化的代表，日益得到重视，也成为北京城的一大旅游标志。这种将汉人及其文化置于北京城文化中心的思想，不仅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甚至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都是根深蒂固的。 实际上，但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清代是满洲人建立的朝代。清代统治者自定鼎北京之初，就将内城民人全部驱往外城（南城），此后近300年中，旗人成为内城的主体居民。旧时北京有句俗话：“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旗人与民人是北京社会成员的基本分野，就生活区域来讲，有内外城之别；就政治地位来讲，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旗人的社会地位、居住格局，使得北京的历史、北京城的历史充满了旗人的“味儿”。谈起老北京，举凡带有“京味”的东西，几乎都渗透着旗人的影响。离开旗人的历史和文化，所谓的“京味”无从谈起。 但为何时至今日，一谈起北京城，旗人及其文化却好像反倒成了一种补充？这确实是一个可以深挖的认知人类学问题[vi]。不同研究主体自身文化的差异性，无可避免要影响到跨文化的民族学研究。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而论，最显而易见的长处就在于强调了北京城的旗人特性（一如书名所示），作者正是从这一以往国内学者关注甚少的角度切入，讨论北京历史的衍变、北京城市史的发展。 在强调北京城旗人特性的基础上，作者进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篇“读后感”关注的重点：旗人和民人的交融与互动。尽管行政命令阻挠旗人与民人的正常交往，制造旗民畛域，实施旗民分居，导致内城旗人社会与外城民人社会的并存，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可能将旗人与民人完全隔断。满洲统治者可以强行把民人迁出内城，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同样，也无法阻止旗人移居外城。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清末旗民交融最为明显，不过，我们的兴趣则在刘著以其充分挖掘的史料所展示的盛世（康、雍、乾时期）的旗民互动。事实上，旗民互动的情况，早就存在，只是之前的研究，对此关注不够。类似旗民混居、旗民交产等情况，至迟在康熙初年即已出现，刘著对该时期的旗民互动着墨颇多。乾隆初年，在外城居住的旗人有四百余家，朝廷下旨严禁，却收效甚微。嘉庆年间，禁止旗人迁移的法令形同虚设，甚至连宗室觉罗也纷纷移往外城。与旗人移居外城形成对流的，是汉人大批移入内城，他们中间有商贩、工匠车夫、送水夫等等。这种相互流动的趋势，使得旗民杂居的现象逐渐在内外城中得以盛行。 旗民杂居的状况必然导致旗民之间产生诸多的关联，旗地、旗房的买卖则是其中最为重要且典型的一项。北京旗人的不动产，主要有两种，即畿辅旗地和内城旗房。清王朝从奠基到建立起稳固统治，主要凭借的是八旗的赫赫武功。因此，在定鼎北京之后，将旗人置于高出民人的地位而优养有加，颁给旗地、拨给旗房，便是优养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旗地、旗房的交易现象潜滋暗长，日渐繁兴。八旗的贵族官员富户基于赢利和守财的目的，积极从事房产交易，而渐入贫困之境的下层旗人生计无着，唯有出售住房。据文献记载，早在康熙年间，就出现了京畿民人典买旗地的现象，作者所见最早的一份旗民交易旗地的契书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903页），而且愈演愈烈，据说到乾隆前期，已有大约十之六七的畿辅旗地落入民人之手。此说或不免有些夸大，但旗地大量流失，以致严重影响到旗人，尤其是中下层旗人的生计，应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下层旗人的田宅陆续转售与人，八旗制度的物质基础开始瓦解。对清王朝的荣枯来说，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第三章“旗房与旗地”） 进入内城的民人，围绕旗人社会的需求，发展起多种行业。诸如粮食加工（碓房）、运输、商业、手工业、卖水、清粪、寺观僧道、跟丁（随丁）、轿夫、门房、仆妇、塾师、艺人、棚匠、医师、舆师（风水先生）等等，无不与旗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经年累月之后，旗民之间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盘根错节的纽带，将二者紧紧捆绑在一起。这种复杂的关系对北京城的经济、文化、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至深的影响。 作者正是通过对各种问题深入而精彩的分析，让读者具体、生动地感受到旗与民之间不可分割的交融。民人碓房的开设即是一例。清朝初期，八旗官兵领取的兵米俸米，原本自行加工。以后习于安逸，惮于劳苦，逐渐转给了不断进入京城的外省民人。碓房，特别是大碓房的经营特点，即它们不仅承办漕粮加工、运输，还把大笔资金投入金融借贷领域，以规取更多的利润。碓房主通过放债，聚敛起越来越多的土地，进而兼具了店铺业主、商人、房产主乃至地主的多重身份。清廷给予了旗人种种特权，但旗人在生活上对民人的百般依赖，却使其经济特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民人碓房在满足旗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又对其进行经济控制与盘剥，深深地干预到旗人的家庭经济，乃至控制其经济命脉，加剧了下层旗人的生计困难。其结果，不能不削弱清王朝的统治根基。（第四章“旗人与民人”） 对民人进入内城的趋势，满洲统治集团在特定时期虽采取了某些限制政策（如限制民人购买旗人房地；限制民人在内城开设客店、戏园；限制民人与旗人通婚等），但总体来看，并没有明令禁止。究其原因，数十万旗人聚居内城，形成庞大的消费群体；他们除做官当兵外不事百业，强化了该群体的寄生性质。旗人衣食住行，无不严重依赖民人。这种状况，不是哪个统治者一厢情愿所能改变的。清前期，八旗官员为保护旗人利益，曾屡次提出限制民人在内城活动，甚至奏请将其全部逐往外城，最终却都不了了之，就是基于上述原因。（363页） 换一个角度考察，外城民人对内城旗人也有强劲的经济需求。八旗官兵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远远超过民人；旗人有钱，不知撙节，民人挣钱营利，旗人是最理想的对象。正是这种双向需求，决定了旗人社会不仅无法与民人隔离，反而随着时间推移，吸纳越来越多的民人。这说明，旗人社会与民人社会，只是表面的并立与分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相互渗透、彼此依存，并在京师的大框架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流融通的局面。作者强调“只要动态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考察旗民关系，就不难发现：旗人社会与民人社会，始终处在频繁的互动中。而那种认为旗人社会是一个封闭社会，八旗制度在强化满人封闭性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的观点，颇值得商榷。”(364页) 二、断裂？交融？ 刘著提出这一观点实属有的放矢。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满族史和八旗史研究有所升温。新一代学者力图揭示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与演变的轨迹，探寻清王朝成功的奥秘，人们把这些学者及其研究称为New Qing History（新清史）。新清史的关注点，集中在满洲人的族群认同、“汉化”模式，以及作为满洲人根本制度的八旗制度上。这些研究，大多比较宏观，且以观点的新颖和大胆而风靡海外。作者在该书的绪论中谈到：“以往国内一些学者在谈到清代满洲人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汉族立场也即王朝正统的立场上，我们不妨把这种立场概括为‘汉族中心论’。基于这种立场，清史中的满洲，通常只占很小的比重。不少论著，对满洲在清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应有关注。近些年来，一些海外学者试图纠正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他们在研究清史过程中，更注重把满洲而非汉人作为研究中心（主体），更强调满洲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和影响，更注意满洲人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同时更重视对满文文献的挖掘利用。”（6-7页） 作者认为欧美学者的研究动向，对他准确把握满洲人在北京旗人社会史中的核心地位，颇有裨益。[vii]但他同时也指出，西方学者在某种程度上过于强调旗人社会的特殊性与封闭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八旗制度在维护旗人利益、旗族认同（以及“满族认同”）、满洲文化独立性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作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刘著的关注重点正是旗人与民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满人与汉人）在八旗制度阻隔下，其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文化是如何交流的，感情是如何融通的。作者指出，八旗制度作为清初满洲人的一项重大发明，对旗人社会的发展实际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为旗人社会的运转和延续提供了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它对旗人的束缚，又注定了旗人对民人的严重依赖。尤其都市中的旗人，世代为兵（还有少数出仕），不能不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对民人产生严重依赖。这是八旗制度的致命缺陷，也是导致旗人社会不可能脱离民人社会，并保持较长时期“独立”或“封闭”的根本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旗人对民人的依赖逐渐加深，范围不断扩大，彼此关系越来越密切，其自身特性也逐渐剥蚀。这是北京旗人社会变化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该书的理论基础。（8页） 刘著强调的是旗民之间的交融与互动，而新清史侧重的则是旗人社会的特殊性，强调旗人自身的认同及其与他者的区别。 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关注层面的不同。在我们看来，新清史的多数学者与刘小萌先生，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的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新清史的研究专题往往从“大处着眼”，强调清廷自入关之后，陆续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满洲民族共同体的措施，满洲族群意识正在这些举措中，逐步得到强调与塑造。而刘著讨论的则是民间，民众的实际生活。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经济利益以及各种现实利益的驱动下，老百姓（包括旗人与民人）不可能完全按照官方的想象和规定去生活。二者看似相左的观点，正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示了八旗社会的种种问题，为进一步讨论八旗制度及社会提供了一种思路，值得后学者花大力气做一番深入探讨。 其次，是研究取向的不同。研究取向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它直接影响到了清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诸如满汉关系，新清史侧重从满汉对立的角度展开讨论，中国学者则习惯于从满汉融合的角度来思考；清朝特色，新清史强调满族的主体性，中国学者则兼顾“清承明制”与“满族特色”两个方面；民族认同，新清史似乎只关注满族的自我认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从满族的多元认同入手，揭示它与汉等民族的诸多共性，而非单纯对立。对于这诸多的不同，刘小萌先生在相关文章里指出，“有些差异，通过讨论是可以弥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异，即使通过讨论恐怕也难以陶融。……。中国史研究是一门带有鲜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学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论方法概念观点，但毫无疑问，它们只有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才会有落地开花的可能。”[viii]我们觉得这样的意见是比较中肯的。 近年来，Urban History（城市史）成为一项热门研究领域。与以往History of city（城市的历史）相比，它不再是单纯的描述一个城市的发展历史，而是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社会主体，将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实际上，作者在本书中已经自觉地将城市内部的社会集团的矛盾、都市环境与人们生活的相互影响为主要研究目的。而且，作者相当扎实的史料基础工作，使得该书真正做到了“论从史出”、“透物见人”，避免了“主题先行”、“以论带史”一类弊病，称得上当前大陆学界Urban History研究中关于清代北京城的典范之作。但与此同时，该书的理论构架似稍显薄弱，让人觉得全书结构比较松散。当然，从另一方面或可说明，考据或资料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离开“理论”独立行走，同样可以出彩。我们期待刘小萌先生在不久的将来，为学界带来更多更精彩的研究成果。 [i] 刘小萌.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ii] 菲楠.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评介[J]. 历史档案，2009（3）. [iii] 刘文鹏. 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J]. 清史研究，2009（4）. [iv] [日]上田裕之. 评刘小萌著《清代北京旗人社会》[J]. 东洋文化研究，2010（3）. [v] 定宜庄. 有关近年中国明清与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A]. 载于《中日古代城市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vi] 认知人类学是在认知心理学和结构语言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个人类学分支，主要关注文化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组织的应用。参见黄平等主编：《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133-134页，“认知人类学”词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vii] 需要指出的是，刘小萌先生研究满汉关系从起步算起至少也有二十几年了，1985年他在王钟翰先生指导下做硕士论文写八旗开户人，就是研究满汉（旗民）关系。而这一研究角度，实际是王钟翰先生早就奠基的。刘文鹏的书评将之归结为新清史的影响，或者说回应新清史，是不准确的. [viii] 刘小萌. 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J]. 清史研究，201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