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5:10:1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赵凯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秦汉时期，童谣、谶纬的舆论功能，源自其对现实的反映以及秦汉时人对其“先验性”的迷信。秦汉政府将舆论监督引入包括选官取士在内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体现了官方对民意、众意的有限度的尊重。在秦汉时期政权更迭过程中，社会舆论起着重要作用。借鉴不同的历史经验，依据不同的指导思想，秦汉王朝的舆论政策及政策执行策略有所不同，其国祚短长，与此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社会舆论 秦汉 政治 社会舆论，是“社会中特定群体对特定事件表现出来的特定意见。”[1]我国历史文献中，“舆论”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孙权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朗上疏曰：“……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为之兴师。设师行而登乃至，则为所动者至大，所致者至细，犹未足以为庆。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我们对古代社会舆论的探讨，当然不必以此为时限。实际上，早在“舆论”一词出现之前，古人已经深切感受到了舆论的存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政治说教，“召公弭谤”、“子产不毁乡校”之类的事例，均显示出古人对社会舆论的深刻认识。 秦汉时期，社会舆论与国家政治的关系相当密切。一方面，许多政治现象以舆论的形式反映出来，透过舆论即可窥得当时的政治情势；另一方面，舆论凭借其特有的强制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秦汉历史证明，舆论往往是王朝兴衰的晴雨表。本文拟从舆论角度对童谣、谶纬的再解读，揭示其政治功能与作用机制；从选官取士与王朝兴替两个途径，探讨社会舆论在秦汉帝国行政管理和政权更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一、 社会舆论视角下的政治预言――对童谣、谶纬的再解读 民间谣语，往往是社会舆论的反映。传世文献中的歌谣、谚语、谶纬、流言、讹言等，都可视作是古代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不同的舆论载体反映社会群体意见的方式、强度各不相同。本文在此拟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对秦汉时期流传的童谣、谶纬的政治预言功能及作用机制予以探讨。 童谣，顾名思义，是指儿童传唱的歌谣。从形式上看，童谣本是歌谣中的一类，但是其反映舆论的方式明显有别于寻常意义上的歌谣，故可单列研究。 同普通歌谣一样，大部分童谣都有特定的针对对象，或为人物，或为事件，或为现象。但是，普通歌谣对客体的描述往往准确而直接，童谣则不尽然。有些童谣中的客体较为明确，如桓帝初京都童谣“游平卖印自有平，不辟豪贤及大姓”，歌颂的是大将军窦武（字游平）公正选官的事迹。[2]有的歌谣在表述方式上要复杂一些，如献帝初京都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3]，将逆臣董卓的名字作了拆字处理，需动一番脑筋，才能知悉其意。有的童谣用语较为隐晦，如王莽时天水童谣“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4]“吴门”是天水郡治所冀城的城门名称，“缇群”是附近的山名。童谣说的是隗嚣据地自立，欲为天子之事，脱离当时的语境，这首童谣便变得晦涩难懂，很难让人将其与隗嚣之事联系起来。 还有一些童谣，用语相当隐晦，仅从字面上分析，根本看不出其客体的真实内容。例如西汉元帝时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汉儒解释：“井水，阴也；灶烟，阳也；玉堂、金门，至尊之居，象阴盛而灭阳，窃有宫室之应也。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为三公辅政，因以篡位。”[5]成帝建始二年三月，北宫中井水溢出南流，这固然是反常现象，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按照历史记载，童谣产生于元帝时期，其时并无宫中井水溢出流门灌堂之事，这首童谣产生的根据是什么？设若关于童谣产生的历史记载无误，那么在当时，恐怕无人能猜得出其含义，更不会将其与王莽簒汉之事联系起来。 又如桓帝末京都童谣“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铙”，司马彪对此的解释是：“茅喻群贤也。井者，法也。于时中常侍管霸、苏康憎疾海内英哲，与长乐少府刘嚣、太常许咏、尚书柳分、寻穆、史佟、司隶唐珍等，代作唇齿。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辅尤甚。’由是传考黄门北寺，始见废阁。茅田一顷者，言群贤众多也。中有井者，言虽厄穷，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纤纤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炽，不可整理。嚼复嚼者，京都饮酒相强之辞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饮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后年铙者，陈、窦被诛，天下大坏。”[6]可是这首童谣中既无解释所涉及的人名，亦无所涉及的事件，更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现象，其所要表达的意思，完全是用隐喻揭示出来的。 在史家笔下，许多童谣具有先验性，即童谣往往生成于对应事件形成之前。上面所引元帝时童谣，既预测到了成帝时北宫井水溢出这一自然现象，又预测到将有权臣篡夺政权这一政治变动，前瞻之明，足以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在我们看来，童谣不过是文化创作的结果，其先验性并不可信。晁福林先生研究先秦时期的童谣后即指出，“就情理而言，童谣的料事如神，应当说是不大可能的。这些准确的‘预告’应当说都是‘马后炮’，越是准确细微就越不可能为事先的预料。”[7]秦汉历史文献中的童谣之所以给人留下灵验的印象，可能与两种因素有关：其一，形成在先的童谣与出现在后的事实偶然对应，产生了放大效应；其二，在时人的思想观念中，先验性被视作是童谣的重要特征，在这种认识条件下，史家很难像今人一样，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童谣的这一特点。 在汉代，人们认为童谣并非俗人编制而成，而是人力之外的神秘力量使然。这种神秘力量来自天文诸星宿中的荧惑星。荧惑星对人间有所警示，会借助童谣表达出来。王充指出，“世谓童谣，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见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当熒惑守宿，国有祸败。火气恍惚，故妖象存亡……世谓童子为阳，故妖言出于小童。”[8]所谓“世谓”，代表了民间流传的说法，显然，王充也承认童谣与荧惑星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故凡世间所谓妖祥，所谓鬼神者，皆太阳之气所为之也”，故“世间童谣，非童所为，气导之也”，“当童之谣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9]。 童谣既非儿童自编自唱，也非成人教习授意，而是在荧惑星的影响下，自然生成。汉人的这种观点，不但当时流行，而且流传到后世。《史记·天官书》《正义》注引《天官占》曰：“熒惑为执法之星，其精为风伯，感童儿歌谣嬉戏也。”《晋书·天文志》曰：“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熒惑降为儿童，歌谣嬉戏。”从通过“气”感化，到“降为儿童”，荧惑与童谣之间的对应关系逐渐神秘化。 人们相信童谣，还与童谣的传播者――儿童――的天真无邪特点有关。俗话说，“童言无忌”，儿童代表着幼稚、纯真，不会编造，也不会掩饰，与成人相比，他们的言行更能体现本人的真实想法，因而值得信赖。《后汉书·郭伋传》记载了并州牧郭伋巡视本州的经历： 始行到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伋辞谢之。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告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 此事例中，如果迎候者是数百名成人，人们也会觉得此属情理之中，没什么好奇怪的。正是因为这些言行出自天真而无知的儿童，郭伋的威信才得以凸显。在这里，儿童已经成为中性与真实的化身，人们相信童谣，与此不无关系。 在今人看来，有些童谣即便真的应验了，其中必然存在偶然性因素。然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既然是童谣，就没有不应验的。东汉献帝初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当时在燕赵地区正与袁绍激烈角逐的公孙瓒认为幽、冀二州交界处的易县正合童谣中喻指的地方，就在那里“筑京固守”，卒被袁绍攻灭，身死地失。公孙瓒听信了童谣，却没有能够成功“避世”，按理说，这是一个没有应验的童谣。但是裴松之却不这样认为，他在案语中说：“臣松之以为童谣之言，无不皆验；至如此记，似若无征。谣言之作，盖令瓒终始保易，无事远略。而瓒因破黄巾之威，意志张远，遂置三州刺史，图灭袁氏，所以致败也。”[10]由此看来，童谣具有预测功能，是秦汉乃至魏晋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 既然童谣代表着天意，那么人间天子就不得不受其约束。天意又体现民意，执政者就不能对童谣所反映的舆情置若罔闻。这就是童谣的舆论功能。甘露元年九月，吴主孙皓将都城从建业迁至武昌，丞相陆凯上疏进谏，引用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进而指出，“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11]在这里，童谣被视作是民意的反映方式。 谶纬也是以先验性为重要特征的舆论载体。晁福林先生在论及先秦时期的童谣时，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论述：“……对于某些社会发展趋势人们所进行的猜测或预测，也会以童谣的方式在社会上传播。人们以童谣为立论的根据，这也表明，当时社会上童谣实际上是某种社会舆论发布的特殊方式，在人们的思想中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所以人们才以童谣来说明问题。在周代社会上，童谣由来已久……春秋时期的童谣与此一脉相承。战国秦汉时期的谶纬之学当于此而滥觞。”[12]这就是说，与童谣一样，谶纬也是一种社会舆论发布的特殊方式。 多数谶纬本身不是民意或众意的反映，至少不是直接反映，那些似乎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而生成的谶语，其内容确也可与社会群体的集合意识对应起来。但是，这类谶语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其反映舆论的方式远不如普通歌谣直接。 一条谶言，如果其内容直接关涉现实，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引发舆论。秦时的“亡秦者胡也”[13]，汉代的“代汉者当塗高”[14]，都触及国运，故在社会上形成种种猜测和议论，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如果谶言的内容相当晦涩，从字面上看不出其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直接对应关系，那么只有当它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落实之后，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关注，进而成为社会舆论的存在形态。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寻谶纬”，当事人主动援引或迎合谶纬，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提供理由；另一种是“谶纬寻人”，谶纬在传播过程中与特定对象偶合，谶纬的正确性得到承认，舆论由此产生。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出自《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在两汉之际颇为流行。建平元年，时任侍中、太中大夫的刘歆将名字改为刘秀，似有迎合之意，可谓“人寻谶纬”。南阳新野人邓晨从图谶学者蔡少公处听到这一谶语后，将妻弟刘秀锁定为谶语中的“刘秀”，“……心独喜……甚相亲爱”[15]。邓晨主动向刘秀靠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谶语的暗示，这一过程也可称作是“谶纬寻人”。谶纬只有与现实相结合，才能发挥舆论功效。 谶纬具有舆论功能，还与人们对谶纬――这种特殊的舆论发布方式――的信任有关。人们相信谶纬，既源自谶纬的先验性，更与秦汉时期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但是，由于多数谶纬是人为编造而成的，本身并不是民意或众意的真实反映，由谶纬形成的舆论，有时并不是真舆论，而是假舆论。假舆论虽对受众具有欺骗性，但出于对谶纬的迷信，又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人们不但会接受假舆论，而且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假舆论的传播者。一旦应验之实被证明是虚假的，与之相关的舆论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一次应验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相信某条谶语。实际情况是，人们往往会追溯该应验过程中存在着的不合理因素，将之作为应验失败的理由；至于谶语，人们依然相信其效力，并期待着它的再次应验。例如，围绕谶语“代汉者当塗高”，在汉魏时期至少出现过三次应验事件。第一次是在两汉之交，割据蜀地的公孙述认为自己名字的“述”字，有路途之意，与谶语中的“塗”相应，以此证明自己就是“代汉者”。第二次出现在东汉末年，军阀袁术认为自己的名“术”与字（公路）中的“路”皆有“塗”的意思，故也以“代汉者”自诩。[16]第三次出现在曹丕代汉前夕，太史丞许芝在劝进奏文中指出，“当塗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17]以此为曹魏代汉的合理性辩护。至此，“代汉者当塗高”似乎才真正应验了。从历史记载来看，没有证据表明谶语在“屡应屡败”过程中出现“边际效益递减”情形；相反，一次或数次应验的失败使人们对相关谶语更为关注，并继续寻求其对应对象。这就是说，相对于普通歌谣而言，谶纬可以跨越时空，并在较长的时段内，多次引发舆论。 二、 舆论监督与国家行政管理——以选官取士为中心 秦汉时期选官取士制度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就是参照社会舆论对个人的评价来决定取舍。两汉取士名目如孝廉、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等，本身就意味着对社会评价的依赖，而统治者有时也会特意强调将舆论作为选官的根据，如宣帝地节三年十一月诏“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18]。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诏“王国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19]虽然两汉的荐举制是一种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推荐，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按照制度创设的本意，负有荐举之责的官员必须调查舆论，在参考社会评价的基础上选拔人才。 在乡里基层得到较高社会评价者，往往有更多的征辟察举机会。如南阳宛人任光“少忠厚，为乡里所爱”[20]，遂为乡啬夫、郡县吏。冯豹（字仲文）少时便敬事后母，“时人称其孝”，及长又好儒学，乡里为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21]遂被举孝廉，拜尚书郎。九江寿春人召驯“博通书传，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22]于是累仕州郡，辟司徒府。诸如此类以孝、义、通经而获得舆论肯定、进而步入仕途者，举不胜举。 至若德行平平而不为乡里所称者，入仕的难度则相对要大一些。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23]。陈汤虽然自幼读书，“博达善属文”，但由于“家贫丐贷无节”[24]，不为州里所称，缺少察举征辟的机会，只好西入长安求官。虞延“性敦朴，不拘小节，又无乡曲之誉”[25]，适逢两汉之际的战乱，才以勇力觅得入仕之机。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26]，只是因为同郡宦官侯览的关系，才得以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以上所举诸人，生活年代散布于秦汉各个时期，基本上都是因为家贫而不为乡里所称，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所谓无行，亦不过不能修饰，以要世誉，非必有恶行为乡里所患苦也。”[27] 至于那些因德行亏蚀而为乡里之议所不容者，侪身仕路更为不易。即便通过特殊渠道做了官，仍难免受到人们的非议。东汉初，京兆杜陵人杜笃虽然少年博学，但“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只好客居美阳，另寻出路。后来杜笃嫁妹与外戚马氏子弟，利用姻亲关系，成为车骑将军马防的从事中郎，结果还是因其不容于乡曲的经历受到时人诟病。[28] 正是由于乡评里议形成的个人口碑影响着当事人的政治前途，一些居心不良之人有时会制造、传播此类舆论，攻击他人。陈平年轻时游学四方，不事家产，“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29]。投靠刘邦后，受到重用，周勃、灌婴之属即以“盗嫂”、“偷金”诸事陷害之，刘邦果然对陈平产生了怀疑。又《汉书·直不疑传》记载，直不疑本无兄，可是有人在百官大会之时公然诋毁说：“不疑状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盗嫂何也！”《后汉书·第五伦传》记载，第五伦以淮阳国医工长身份随后淮阳王朝见，酬对得体，光武帝有意重用他，以戏语方式询问其经历，“闻卿为吏篣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乎？”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本传注引华峤《后汉书》曰：“上复曰：‘闻卿为市掾，人有遗母一笥饼者。卿从外来见之，夺母笥，探口中饼，信乎？’伦对曰：‘实无此。众人以臣愚蔽，故为生是语也。’”好在陈平、直不疑、第五伦诸人均有特殊才干，汉高祖、文帝、光武帝均是善察之君，方使这些具有攻击性的假舆论未能对当事人构成实质性伤害。若是寻常之才，又遇昏昧之主，其境遇恐怕就是另外一番样子了。 乡评里选在东汉后期走向极端。由少数名士把持的乡里评议――如“月旦评”――虽然不能代表民意，但是由于当时名士在社会上具有的感召力，郭林宗及汝南许劭、许靖兄弟等实际上又是舆论领袖，他们对社会人物的品头论足，往往能得到众人的认可，进而由个人言论上升为社会舆论。因此，毫无疑问，“月旦评”对个人的政治命运也存在着巨大影响，“还是有力的舆论监督力量”[30]。汉末的清议促成了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出现，诚如周谷城先生所言，“九品中正之利，在乎保存了清议的遗意；换言之即尊重了舆论。凡中正评得很高的人，据说都是舆论赞扬的人；凡中正品评得很低的人，甚或压制不许选用的人，据说都是舆论所诋诽的人。中正的品评恰与清议或舆论相符合”[31]，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同样体现了对社会舆论的尊重。 西汉朝廷派遣“风俗使”巡行地方，已有考察乡里民众对官吏评估情况的意图。至东汉，“举谣言”成为定制，社会舆论对吏治的监督作用得到升华。《后汉书·刘陶传》本注云：“举谣言谓听百姓风谣而黜徏之也。”《汉官仪》则对“举谣言”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三公听采长史臧否，人所疾苦，逐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顷者举谣言，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而衔牧。”从文献记载来看，“举谣言”之制在东汉时期曾有效落实过，如《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刘陶传》记载：“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灵帝末，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32]，遂遭罢黜。冀州刺史公孙度也“以谣言免”[33]。由于乡里风谣与地方官的政治命运乃至身家性命挂上了钩，故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对舆论十分敏感，以至于熹平五年，朝廷“令三公谣言奏事”时，出现了“奉法者欣然得志，邪狂者忧悸失色”的局面。[34]虽然君主专制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制度性弊端，但是汉代统治者以舆论监督进行内部调节的努力、以及舆论监督对改善吏治所起的作用，仍然值得肯定。 将舆论监督引入包括吏治在内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体现了官方对社会舆论有限度的尊重。在舆论的鼓噪下，符合人望者进入国家管理阶层，不得人心者退出政治舞台。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人员调整，实际上是一种有助于维护政权生命力的新陈代谢，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舆论批判与王朝兴替 王朝兴替，政权交接，构成了传统社会中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兴替交接的过程，有时要通过军事斗争来完成，有时则是具有和平色彩的禅让。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舆论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王朝，纵然貌似强大，一旦施政不当失去民心，社会上就会出现消极性舆论。 秦、汉之际 秦以猛烈的兼并战争摧毁了东方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在百废待举、人心未稳的历史时刻，秦始皇没有以惠政来恢复经济、安抚人心，而是修驰道，筑长城，营建宫陵，击胡攘越，劳民伤财，令原来对新政权充满期待的士庶极为失望。“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35]，这首歌谣，反映了秦王朝繁重的兵役、劳役在民间引发的怨恨情绪。天下一统，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福祉，反而使百姓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残酷的现实-勾起了怀旧情绪，人们对“统一”本身产生了反感，希望秦帝国早日灭亡，让历史重新回到列国分立时代。东郡陨石上的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36]，就反映了这种社会心理倾向。 舆论的功能表现是自在的，而引导舆论则是人为的。在风起云涌的反秦战争中，各支武装势力为了争取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大做舆论文章。《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吴广举事之前，利用戍卒的迷信心理，制造“鱼腹丹书”、“篝火狐鸣”这样的异常现象，煽惑人们的情绪；举事之后，又“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项羽集团的前期领袖项梁，本是项燕之子，起兵江东后，楚人纷纷来附。为了“从民所望”，项梁听取谋士范增建议，将在民间牧羊的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37] 在利用、制造舆论方面最为成功者，当属刘邦。《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率军进入咸阳，接受子婴之降后，马上着手进行收揽人心的工作。他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声明自己入关，意在“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又宣布废除秦的苛法，与父老“约法三章”，要求吏人尽职尽责如故。接着，又派人跟随秦吏深入到基层乡邑，向百姓解释、宣传自己的主张与新政策，结果“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以“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为由，谢绝劳军，秦人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刘邦入咸阳之初，附属于战败一方的关中吏民，对作为胜利者的关东反秦武装存在着的恐惧与敌视情绪，与秦灭六国后关东百姓对秦人的恐惧与敌视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当时关中地区的主流舆论对率先入关的刘邦集团来说，是消极性的。但是，刘邦集团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争取到秦人的支持，成功地将不利舆论转化为有利舆论，将消极性舆论引导成积极性舆论。反观反秦势力的另一位领袖人物项羽，进入关中后，“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令“秦人大失望”。关中舆论对刘邦和项羽的不同评价，实际上已经为日后楚、汉之争的胜负归属埋下了伏笔。 在楚、汉相争之初，刘邦又一次巧妙引导并成功利用了舆论。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将义帝徙往长沙，又指使人将其杀死在途中。刘邦出关至洛阳，从新城三老董公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并遣使遍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义帝虽处虚位，但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项羽以不仁不义处置义帝，此事一旦公开，必然会招致舆论大哗。刘邦在周都洛阳为义帝发丧，又将项羽的恶行通告诸侯，实际上取得了舆论先机，为最终战胜项羽增加了筹码。 西汉、新莽之际 汉武帝之后，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在“天人感应”理论框架下，借灾异言政事之风颇为盛行。由解释灾异形成的意见，往往具有批评时政的倾向；持续不断的批评，使最初的个人言论逐渐蔓延成普遍意见，在这一过程中，置疑汉祚的舆论也在缓慢发展。在官方言路上，昭帝时，鲁人眭孟对当时的一些异常自然现象，以《春秋》推意，得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38]哀帝时，夏贺良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39]。在民间，元、成之际的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40]，暗示着汉家国运在劫难逃。建平四年，全国范围内的“行西王母筹”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心摇荡的社会心理状况。舆论领域内的种种迹象表明，延续了近二 百年的西汉王朝正在步入衰微末世。 西汉王朝的终结者是王莽。在王莽由辅汉进而代汉的过程中，来自社会舆论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哀帝时，王莽得罪外戚丁、傅，就国。“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为了让安汉公的女儿入宫为皇后，“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王莽辞让新野食邑，“吏以民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恳请太后以九锡之礼尊宠王莽，太后诏下群臣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十人”一致认可。“齐郡新井”、“巴郡石牛”、“扶风雍石”、“金匮策书”之类的符命也为王莽代汉推波助澜。王莽本人也有意识地利用并制造舆论。哀帝建平二年改元事件中“太初元 将元年”，被王莽解释为“大将居摄改元之文”；建平四年“行诏筹”事件中的“西王母”，则被与王太后对应起来。可以说，是强烈的社会舆论把王莽推上了政治神坛。支持王莽的舆论，并非出自某一或某几个群体，而是泛社会的。人们支持王莽，原因相当复杂。总体来说，人们在对成、哀以来的汉世失望之余，希望能从新政权中得到实惠。在某种程度上，王莽已被视为“救世主”。王莽本人也试图通过复古改制来整治西汉后期以来的积弊，但恢复“井田制”、禁止买卖奴婢、改革货币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招致混乱，引来非议。王莽以强硬手段推行改革，结果“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买卖田宅奴婢，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新莽行大、小二品钱，百姓不便，私自以汉五铢钱交易，讹言“大钱当罢”。始建国二年，一个名叫碧的疯癫女子在长安道路高呼：“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天凤二年，“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犇走往观者有万数”。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等征讨关东反抗势力，大军“所过放纵”，关东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这些谣语表明，曾是众望所归的王莽如今沦为社会舆论抨击的对象。 新莽、东汉之际 尽管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对汉祚表示怀疑的说法，但在两汉之际，刘氏汉朝的正统地位仍然得到多数人的承认。以刘氏宗室的身份，在“复汉”的名义下举事，无疑更具感召力，更容易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故两汉之际的反莽运动中，各武装势力的领袖或名义领袖多为刘氏子弟，如早期的严乡侯刘信、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真定人刘都，后来的刘玄、刘盆子、刘永，以及刘縯、刘秀兄弟等。冒称刘氏宗室者亦不乏其人，如赵国邯郸人王郎诈称是成帝子子舆；安定三水人卢芳自称是武帝曾孙刘文伯，“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间”[41]。 王郎在制造、利用舆论方面，尤为引人注目。王郎以卜相为业，明星历，善望气，“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42]。早在始建国二年，长安男子武仲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43]，王莽捕杀了此人，但这一事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王郎借此诈称自己是真正的刘子舆，赵地宗室刘林及豪强李育、张参等遂拥立王郎为天子，“百姓多信之”。在王郎政权的舆论攻势下，“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当时上谷太守耿况之子耿弇路经赵地，闻此消息，两个随从竟然弃主而去投奔王郎。[44] 刘秀势力的崛起与壮大，也与社会舆论的支持分不开。据说，早在刘秀举事之前，社会上就流传着两条谶语，一条是“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一条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在谶言影响下，宛地豪强李通借此怂恿刘秀，刘秀的姐夫邓晨也因谶言之故，对妻弟另眼相看。刘秀在河北羽翼渐丰，其昔日同窗彊华从关中奉上《赤伏符》，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遂以“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为由，正式即皇帝位。[45]即位之后，刘秀根据谶文“孙咸征狄”，以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依照《赤伏符》“王梁主卫作玄武”，拜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这样的人事安排，可能与光武帝本人对谶纬的相信有关，但我更趋向认为，光武此举，意在倡导信谶之风，借机提高“刘秀发兵捕不道”之类“御谶”的效力。 在出兵平蜀之前，刘秀与公孙述之间还进行过舆论交锋。公孙述据蜀地自立，利用图谶符瑞制造舆论。《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 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 公孙述“数遗书中国”，将以上内容传播至中原，“冀以感动众心”，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公孙述的舆论攻势大概取得了一些效果，故使刘秀心生忧虑。在积极筹备武力征讨的同时，刘秀致信公孙述，对公孙述的说法进行驳斥。 东汉后期 自安帝时起，东汉朝廷显示出不可挽救的江河日下趋势[46]。经顺、质、冲至桓、灵时期，国家积弊丛生，百姓生活困窘，朝野上下，讥怨之声不绝于闻。 流传在士庶百姓中的歌谣里语，对衰世时弊做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批判。桓帝初有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47]，讽刺人主公然敛财，不恤黎庶。其中“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之语，与其时的另一首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48]，以及安帝时益州民谚“虏来尚可，尹来杀我”[49]，共同反映了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顺、桓之际，外戚梁冀专擅威柄，诛杀异已，又骄横自恣，极尽淫侈，“好驱驰过度，至于归家，犹驰驱入门”，百姓用“梁氏灭门驱驰”来诅咒他。[50]延熹二年，桓帝借助宦官势力铲除了梁冀及其党羽，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为侯，时人称之“五侯”。五人利用皇帝的信任，把持朝政，为非作歹，故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51]，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得势为非的“刑余之人”的憎恶。外戚、宦官势力轮流坐庄，忠良之臣不畏强暴，身陷重辟；媚俗者随波逐流，明哲保身。故顺帝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52]，对忠直不挠、舍生取义如李固者表示同情与敬仰，对曲意顺从、失节求荣如胡广者表示愤慨与鄙视。京师谚语“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53]，亦对素尸餐位的政坛“不倒翁”胡广冷语相讽。里语“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54]，表明朝廷的权威地位已经不可与往昔同日而语，东汉国家机器已经因严重蚀锈而不能正常运转。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55]，以及京师民谣“欲得不能，光禄茂才”[56]，意味着以察举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已经大坏。顺帝之后，社会上的童谣、歌谣、讹言、流言频繁出现，批评时弊的倾向性也越来越强烈。关于汉祚将尽的说法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汉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讳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消极性舆论的持续出现与广泛传播，助长了对朝廷怀疑、批判情绪的滋生蔓延。 社会舆论对汉末时弊的批判，在“党锢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党锢事件”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社会舆论与专制皇权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党人以言论为武器，对时政百弊及作为皇权衍生物的宦官进行猛烈批判，对专制君主的权威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所谓“非讦朝政”[57]、“评论朝廷”[58]、“诽讪朝廷”（出处同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件对统治阶级上层的舆论批判色彩。宦官群体在皇帝的支持下，动用国家暴力机器，以强制甚至血腥手段来迫害党人，打击舆论。此次交锋的结果，是数以千计的党人被诛杀、流放、禁锢，宦官群体有效地维护了既得利益，专制君主也成功捍卫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但是，朝廷的胜利只是表面的、暂时的。皇权可以打击甚至摧毁党人的肉体，可以使造谤者缄口不言，却无法根除对立情绪。 爆发于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可以看作是“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由批判武器的转化为武器批判的结果。张角兄弟举事之前，进行了长期而精细的舆论准备。《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呪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万。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张角及其弟子以方术之士惯用的手段为人疗病，在博得人们信任的基础上，传播汉祚已尽的观念，在八州范围内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浓缩了举事者思想的口号；写在官府衙门上的“甲子”，是传播其政治理念的标语。口号与标语“能击发或巩固广泛的舆论，具有点燃和放大舆论的功能”[59]。张角等借助这种手段传言造势，称得上是舆论史上的一次创举。 以上对秦末至汉末政权更迭过程中的舆论现象与舆论行为做了大致描述。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国势愈衰，抱怨批判之声愈多愈强；抱怨批判之声愈烈，国势愈衰。随着舆论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强度的增加，现存政权的统治基础逐渐动摇。在此基础上，一些强力人物顺风而呼，利用现有舆论，或者制造舆论，公开否定旧政权及政治对手的合法性，努力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声势，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在舆论由批判的武器演变为武器的批判的过程中，新旧王朝完成了交替，历史迈出了新的一步。因此，舆论虽不是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力量，却在其中起着一种不容忽视的、普遍存在的作用。 秦汉时期，童谣、谶纬的舆论功能，源自其对现实的反映以及秦汉时人对其“先验性”的迷信。秦汉政府将舆论监督引入包括选官取士在内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体现了官方对民意、众意的有限度的尊重。在秦汉时期政权更迭过程中，社会舆论起着重要作用。借鉴不同的历史经验，依据不同的指导思想，秦汉王朝的舆论政策及政策执行策略有所不同，其国祚短长，与此有很大关系。 [1] 胡钰：《新闻与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2] 范晔：《后汉书·五行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23，第3282页。 [3] 范晔：《后汉书·五行一》，卷23，第3284页。 [4] 范晔：《后汉书·五行一》，卷23，第3281页。 [5] 班固：《汉书·五行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27，第1395页。 [6] 该谣及晋代人做出的解释见范晔：《后汉书·五行一》，卷23，第3283页。 [7] 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6页。 [8] 王充：《论衡·订鬼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6页。 [9] 王充：《论衡·纪妖篇》，第341页。 [10] 陈寿：《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8，第245页。 [11] 陈寿：《三国志·吴书·陆凯传》，第61，第1401页。 [12] 晁福林：《先秦民俗史》，第496－497页。 [13]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卷6，第252页。 [14] 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卷43，第538页。 [15] 范晔：《后汉书·邓晨传》，卷45，第582页。 [16] 范晔：《后汉书·袁术传》，卷105，第2439页。 [17] 陈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卷2，第64页。 [18] 班固：《汉书·宣帝纪》，卷8，第250页。 [19] 范晔：《后汉书·安帝纪》，卷5，第211页。 [20] 范晔：《后汉书·任光传》，卷51，第751页。 [21] 范晔：《后汉书·冯衍传》，卷58，第1004页。 [22]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下》，卷109，第2573页。 [23] 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卷92，第2609页。 [24] 班固：《汉书·陈汤传》，卷70，第3007页。 [25] 范晔：《后汉书·虞延传》，卷63，第1150页。 [26] 范晔：《后汉书·度尚传》，卷68，第1284页。 [27]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36页。 [28] 范晔：《后汉书·第五伦传》记载，章帝时，外戚马氏威权过盛，司空第五伦欲令朝廷损抑其势，上疏云：“……闻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多赐财帛。笃为乡里所废，客居美阳，女弟为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县令苦其不法，收系论之。今来防所，议者咸致疑怪，况乃以为从事，将恐议及朝廷。今宜为选贤能以辅助之，不可复今防自请人，有损事望”。见卷71，第1399页。 [29] 司马迁：《史记·陈丞相世家》，卷56，第2052页。 [30] 朱子彦、李迅：《论东汉末年汝南郡的月旦评》，《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 [31] 周谷城：《中国政治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1页。 [32] 范晔：《后汉书·刘焉传》，卷105，第2431页。 [33] 陈寿：《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卷8，第252页。 [34] 范晔：《后汉书·蔡邕传》，卷90，第1996页。 [35] 李昉：《太平御鉴》卷571，引杨泉《物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83页。 [36]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第259页。 [37]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卷7，第300页。 [38] 班固：《汉书·眭弘传》，卷75，第3154页。 [39] 班固：《汉书·李寻传》，卷75，第3192页。 [40] 班固：《汉书·五行志中》，卷27，第1395页。 [41] 范晔：《后汉书·卢芳传》，卷42，第506页。 [42] 范晔：《后汉书·王昌传》，卷42，第591页。 [43] 班固：《汉书·王莽传（中）》，卷99，第4119页。 [44] 范晔：《后汉书·耿弇传》，卷49，第704页。 [45]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卷1，第21－22页。 [46] 于迎春先生认为，范晔对于所谓“祥瑞”的叙述方式，从永初年间开始微妙改变，意味着史家对安帝以来整个社会政治大势在评估上的转折。详见氏著《秦汉士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8页。 [47] 范晔：《后汉书·五行一》，卷23，第3281－3282页。 [48] 范晔：《后汉书·五行一》，卷23，第3281－3282页。 [49]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116，第2838页。 [50] 范晔：《后汉书·五行一》，卷23，第3269页。 [51] 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卷108，第2521页。 [52] 范晔：《后汉书·五行一》，卷23，第3281页。 [53] 范晔：《后汉书·胡广传》，卷74，第1510页 [54] 李昉：《太平御览》卷496，引崔寔《政论》，第2268页。 [55] 葛洪：《抱朴子·审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15，第205页。 [56] 范晔：《后汉书·黄琼传附孙琬》，卷91，第2040页。 [57] 范晔：《后汉书·申屠蟠传》，卷83，第1752页。 [58]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卷97，第2205页。 [59]刘建明：《基础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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