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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2)


    沉寂中的精耕细作
    20世纪末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日益寥落。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导致学术增长点日渐减少,创新难度水涨船高;二是老一辈太平天国史学者相继谢世,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又纷纷转向其他热门专题,研究时段从晚清史向民国史、现代史顺延,这加剧了太平天国史研究队伍的萎缩。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日趋冷落的同时,出现了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持盲目肯定或全盘否定的两派言论,两派倡言者言各有据,却又各持一端。而有的学者片面罗列史料,随意指摘翻案,杂说戏说历史,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太平天国,其论断往往流于偏颇,这并非一种健康的学术风气。其实,学术上的异见、理辨乃至争论当为学界的常态。关键在于抛开“非此即彼”“非正即邪”的历史窠臼,以史料和史实考辨为基础,走出盲目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学术怪圈,理性地审视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
    尽管与研究热度堪称炽烈的八九十年代相比,2000年以后的太平天国史研究降温明显,但不少学者在有限的创新空间内,在对既有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同时,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维度。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系统探讨了宗教与太平天国兴亡关系;周伟驰《太平天国与启示录》力图揭示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基督教来源;李惠民《太平天国北方战场》对北伐战场上太平军与民众关系、战场通信等问题进行了细密考证;朱从兵《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对太平天国文书制度、相关官制的演变过程作了完整梳理;刘晨《萧朝贵研究》拓宽了人物研究的视野,加强了太平天国早期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修正了以往人们对于太平天国权力结构演变的固有思维。与既往研究相较,这些成果重视个案和考据,以史料分析和史实考辨见长,发现并努力解答新问题,强化问题意识,或是填补空白,或是深化了同类研究。
    除专题研究外,史料编纂也有所进展。2018年,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推出《太平天国史料汇编》,共40册,1600余万字,其中不少珍贵文献为首次公开出版。这部资料汇编以时间先后按省域和文体排序,不仅为搜索史料提供了新的路径,对研究者在阅读史料过程中产生新的问题意识也有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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