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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报刊阅读史的重要性与难点(2)


    史料多元化助力阅读史研究
    阅读史为报刊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方法上的指导。阅读史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解决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技术性难题,即“表象”与“实践”之间的差异。“表象”和“实践”是新文化史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阅读史研究中的表征是通过不同读者的阅读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同,即使是同一文本,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阅读行为变成一个建构意义的过程。报刊阅读史作为阅读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在“读者—阅读—报刊”环节中,也具有“表象”与“实践”的特征,故可以将阅读史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中国报刊阅读史的研究中。
    史料的多元化为中国报刊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读报作为日常生活实践,往往从一般人的记录中获得,故日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一些知识分子将每天的日程记录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的读报记录,如刘大鹏日记、叶圣陶日记、胡适日记、蔡元培日记等,不乏相关记录。舍此之外,难以勾画报刊阅读史的完整画面。
    除日记外,书信也提供了某些方面的材料。如潘光哲利用《汪康年师友书札》研究《时务报》及其读者,呈现出西学的“新闻化”面相。此外,《陈独秀书信集》《胡适来往书信选》等,留下了众多对报刊阅读的“碎片化记录”,也是我们开展中国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必读书”。
    大量的回忆录、杂记、年谱等,也有众多关于读报的记录,尽量这些记录存在“选择性记录”,但对于著者本身而言,是报刊对他们影响的结果,故可以作为研究中国报刊阅读史的资料。如巴金回忆其和兄弟阅读《新青年》的情景,郑超麟回忆录中记载在船上阅读《新青年》的景况等,为研究报刊阅读史提供了某些局部画面。不仅如此,一些回忆录记载了著者与报刊发生联系的来龙去脉,成为报刊阅读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此外,各类报刊上读者来信、通讯及读报感想等,均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果对这些史料善加利用,可以对中国报刊阅读史有更多了解。如《申报》上的读者来稿,《大公报》上的读者来信,《晨报》副刊上的读者来信,《甲寅》《新青年》《向导》上的通信栏等,无一不是研究报刊阅读史的绝好史料。
    除这些常规史料外,一些小说亦应被好好利用。如对《新青年》阅读史的研究,就可以利用巴金的小说《家》作为史料,《家》中记载了《新青年》在四川的传播,如果和《吴虞日记》相互印证,或许可呈现《新青年》在四川的接受史。
    除此之外,各类文集中不乏相关记载。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对影响近代思想史人物的一些重要文本摘录,以及这些人物与报刊对话的“碎片化”记录,亦能构成报刊阅读史的材料。如郭双林、高波编著的《高一涵卷》中,就有答《晨报》《益世报》记者的对话,深入分析,可以和《胡适书信集》中的《致高一涵》《致〈晨报〉副刊》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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