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福德·格尔茨]通往一种关于现代思维的民族志(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9:11:05 中国民俗学网 克利福德·格尔茨 参加讨论
四 “一般教育”的“一般性”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如何努力将之找回来，以求避免一场受过高等训练的野蛮人（韦伯所说的“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肝的纵欲者”）之间的竞赛？近来每一位对知识分子生涯有过认真思索的人，都为这两个问题而困思横虑、难以自拔。但在我看来，大多数围绕这些问题而兴起的讨论，注定是一种徒劳无功的努力、一种介于同样言之成理但却相当象牙塔式的立场之间无止尽的摆荡，因为它们将“应该（或不应该）复兴某种普及的人文主义”这个观念当成他们的出发点，例如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曾在某处说过：复兴一种“经过修正的”人文主义，“以致能有裨于我们解决自身的迫切问题，而非典雅绅士或文艺复兴时代廷臣的问题”。无论这样一个计划可能有多么吸引人（我本人就觉得它并不怎么诱人），它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1909-1988），英裔美国哲学家，是二战后分析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为语言哲学、数学哲学和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现代意识的品质证明就是它巨大的分歧性（我向来坚持不懈地宣传这一点，几乎到了偏执狂的程度）。对此刻以及往后的世代而言，“从人文学科的研究（或者从“科学的研究”）里产生一种全盘性的取向、看法和世界观（Weltanschauung），从而形塑文化的方向”，绝对是个幻想。这不只是因为这种单一“人文主义”的阶级基础以及与它相伴随的其他许多东西（比如合用的洗澡盆和舒适的出租车）一起彻底消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于学术权威的基础共识（旧典籍与旧礼节）已经不复存在。假如我在此地所构想的那种针对思维的民族志研究真的付诸实施，我敢肯定它将会强力支持上述结论。它将让我们更进一步意识到当前思维方式的极端分歧性，因为它将使我们对那种分歧性的理解，超越单纯涉及主题、方法、技术、学术传统等等东西的专业领域，而扩展到更广大的、攸关我们道德存在（moral existence）的框架。“将某些普遍流行的‘曾被想过和说过的最好的’意识形态融汇为一，并将之灌注于学校课程之中”这样一种“新人文主义”概念，看起来将不只没有说服力，而且根本是一个乌托邦。老实说，若它有可能实现的话，还真有点惹人烦恼。 但是，就算我们对“职业的特性对我们的生活穿透得多深”、“这些职业作为‘纯粹赖以谋生之行当’的比例何其小，而作为‘我们安居于其间的一个世界’的比例又何其大”等等这些事实的精准理解瓦解了某种新式的“心灵普遍文化”（culture Générale de l'esprit）得势的希望，它也不必然就会比我们产生视一切现实为理所当然的心态，并退隐至无政府状态和更高度的唯我论之中。文化生活整合的问题，变成了“如何使定居于不同世界中的人们彼此之间有可能存在真正、互惠影响”的问题。倘若有一种普遍意识存在，它的内涵是一堆杂乱无序的、带有众多无法完全通约观点的群众互动，那么这种意识的生命力便有赖于创造出让这样的互动得以发生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一步肯定是接受差异的深刻程度；第二步是了解这些差异究竟是什么；而第三步则是创造一种语汇，即能让数量经济学家、碑铭研究专家、细胞化学家和图像学家可藉以相互如实地表达出自己见解的一种语汇，以便大家把差异公开的陈述出来。 为了显示“被不同专业塑造的心灵之间深刻的歧异性”这个问题不是我向壁虚构的、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为推销自己的行当所搞的一个把戏，让我摘引几年前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两则读者投书以作为结论。第一篇是一封信。作者是一位年轻而且显然相当聪明的副教授，任教于罗格斯大学（Rutgers）数学系。该信的主旨是回应该报关系到他的工作的一篇社论，标题是（以《纽约时报》一贯肃穆的启示录风格）“数学的危机”。该报所说的“危机”是指两队相对独立的研究人员（一队是美国的，一队是日本的）产生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证明，而两个证明都太长太复杂，以致不可能达成妥协。该投书的作者身为美国队的成员之一，当然了解详情。却指出上述说法不尽正确。至少就他本人的感受言之，这次危机比单纯的方法论问题杀伤力更强： 这个（关于证明的）议题开放接受讨论已经持续了一年以上，（他写道）可是相较于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甚至物理学家的争论。这一点也不算稀奇。这场冲突之所以引起注意，正是因为这类事情在数学界几乎是闻所未闻。无论如何，（日本队）于1974年7月在他们的证明中发现了一个错误。 你可以看到，问题不在于证明太长和太复杂——其实我们的证明只有13页。而是因为同伦理论（homotopy）是一个抽象的领域，除了数学家以外的人都没有兴趣，只有一个从业人员不厌其烦地独自去验证这两个证明。部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遭逢到了自己的“数学危机”，精确地来讲，是因为在数学领域没有“也许”（maybe），也因为纯数学已经变得如此冷漠无情地隔离于现实之外，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胜利了。今年秋天，我将到医学院注册入学。 另外一段摘录来自一篇题为“物理学家在干的事情：整顿宇宙”的短文，作者是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Fermi Institute）的一位教授，该文出现在上文发表之后的一周左右，但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促使他写这篇文章的因素，是鉴于学生以及我们所有的物理门外汉，都认为物理学是“犀利、明确且枯燥冷酷的”。他带着点粗鲁的语气说：“物理学不是这样的，生命也不是这样的。”接着，他举出了诸如在标准的、膨胀中的气球上的一只普通蚂蚁等实例来说明在物理学门墙之内的实际情况是如何，最后归结为： 物理学就像生活；不可能有所谓的完美。它从来不是彻底严丝合缝的，它完全是一个更好、再更好的问题，以及你到底在这上面投下多少时间和多大兴趣的问题。宇宙真的是弯曲的吗？它并不是那么明确和枯燥冷酷的。理论兴衰沉浮不定，一项理论没有绝对的对或错，理论有点像是社会学上的立场，当新资料进来时它就随之而变。 “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否正确？”你可以做个民意测验看看。此刻爱因斯坦是比较“时髦”，但谁知道他是不是“正确”？我知道有一种观点，认为物理学有某种根本性、正确性、真实性，但我在物理学中一点也没发现这些。对我而言，物理学是你介于早餐和晚餐之间的一切行动。没有任何人讲过关于真理的只字片语。或许真理是“不时兴的”。或许有人会想：“噢，那么……从广义相对论的立场来看这个观点，是好是坏？ 物理学是会把人搞迷糊的，就像生命一样，如果它换成别模样，那可就方便多了。它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你必须做出人力可及的判断，并接受身为人类的限制。 或许，这种思考方式意味着比起我们自然倾向更大的一种心灵上的弹性，以及对于不确定性的一种更大的容忍度。 重点不在于数学有一种形而上的抑郁症而物理学有一种舒适的愉悦，事实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正好相反的印象——如果我摘引的是一些更耳熟能详的、数学家从数学作品中得到重大美感回馈的说法（数学家在其中仿佛渔人与音乐家一样，简直就是至今犹存的末代诗人），再看看那些更为人所熟知的、物理学家对好像被下了魔咒似的、色彩斑斓的、以夸克呈现的粒子世界令人气沮的混乱无序的慨叹，什么“整洁清晰性”、“宇宙”或其他一切引人遐思的东西，似乎霎那间全都逃遁得无影无踪。重点在于从事一项其中不可能有“也许”的技艺，或者反过来讲，从事一项必须与“或许”这个教条长相左右的技艺。对一个人接物处世的一般取向，具有相当的影响。并不是同伦理论的命题本身很可能看起来愈高不可攀就愈完美、愈完美就愈高不可攀，也不是说服膺广义相对论的教条这一立场本身很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随着新资料的出现而变动的社会学立场，对这些学界经验中显著事实的反应。我认为当然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某些人喜爱干净采光良好的地方，某些人则弃之若敝屣；某些人着迷于每日生活在困惑不解中，某些人则亟望逃之夭夭。倘若研究弥尔顿的专家或民族音乐学家也在劝诱之下给报纸写了类似的吐实信件，一定也能呈现同样强烈的对比。 然而对于这一切，我们所知甚微。近来，过着以一种特定的学术研究、或者教学授课、或者写稿创作等行为为中心，或者籍由这些行为以实现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模样？我们知道的极少。除非我们知道更多。关于“这种或那种研究若在当代社会以及当代教育中的角色”这个问题的任何尝试，就算只是提出几个大问题，都必将陷溺于从某种过去（那种想当然的过去，就和未经考察的现在一样的空洞粗疏）承袭而来的、充满激情的概略原则，遑论对这些问题提出解答。针对思维这个议题，民族志式的研究路径所反抗的就是这种做法，而不是心理学实验、神经生理学研究，或者电脑建模。 （本文选自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七章“当前我们的思维方式：通往一种关于现代思维的民族志”（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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