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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枫]两种语境中的萨满概念分析与萨满概念重建


    【概要】西方萨满教学术史显明,萨满概念并非构建于原生态的民族学语境中,而是与西方不同时代的权力知识体系紧密连接在一起,随社会思想与观念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含义。依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人类学批评理论,通过对人类学话语权力的结构分析,作者指出当代流行萨满概念的想象性与传奇性因素。作者同样发现,中国本土学者并未受到西方话语权力体系较大的影响,而是从北方民族语言和文化本身来理解萨满这一概念。在本文中,作者将西方流行萨满概念的背景定义为西方社会语境,而将萨满概念在中国形成的背景定义为非西方民族学语境。通过对两种语境的比较与分析,作者建议在后者的基础上重构萨满概念,同时主张将两种语境之间的对话作为萨满概念重建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萨满概念;西方社会语境;非西方民族学语境;话语权力
    【作者简介】曲枫,博士,聊城大学教授、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人类学系研究员,研究方向:宗教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史前宗教考古学。
    

    西方文献中萨满一词来自早期旅行家对西伯利亚通古斯语的音译[1]。然而,作为人类学术语,萨满概念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含义。而且,萨满含义的每一次变化均与社会思想与观念的变化有关。正如俄罗斯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M.Bakhtin,1895-1975)所强调的那样,语言符号总是受制于社会力量,因为词汇的含义总是由情境决定,而情境则由“社会掌控”(socially charged)[2]。
    本文将西方学术中萨满概念所依附的语境称为“西方社会语境”,这一语境源自西方进而具有全球化特点。然而,中国的本土学者几乎未受到西方语境的影响,而完全从北方民族语言和文化本身来理解萨满概念。本文将后者所依赖的情景称为“非西方民族学语境”。通过对两种语境的比较分析,本文质疑西方语境下萨满概念构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建议在非西方民族学语境基础上重构萨满概念。
    西方社会语境中的萨满概念
    在“萨满”概念构建的历史过程中,西方学者及西方社会具有支配和主导地位,而萨满及其所代表的西伯利亚部落在这一过程中成为阿登纳(Edwin Ardener)所说的“无言群体”[3]。这一现象导致土著民族在萨满概念形成中的不在场状态,因而萨满概念在形成之初就体现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解释模式。
    人类学随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的兴起而诞生,其殖民心态和帝国主义政治基础一直主导着学者对“他者”的观察和民族志写作,直至遭遇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现代代表人物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和库什曼(Dick Cushman)认为,专注于民族志写作的人类学家其实是非西方文化的翻译者(interpreter),其写作是运用熟悉的西方语言对土著文化予以阐释的过程[4]。这种针对非西方文化的人类学翻译随15世纪后西方殖民主义向非西方世界的扩张而出现。将非西方文化“翻译”给西方世界是早期商人、士兵、传教士、探险家、政府官员、旅行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热衷的做法[5]。
    萨满概念在西方形成主要来自两个源流。一是17世纪与18世纪以所谓“理性”、“科学”为特点的启蒙主义传统。二是19世纪以反理性为特征的浪漫主义传统。遵循欧洲的圣经宗教解释传统和启蒙主义理性精神,这一时期的西方文献普遍视萨满为“魔鬼祭司”(priest of the devil)[6]。启蒙主义站在本文化与异文化的二元对立立场来思考萨满概念,将本文化视为主体而将异文化视为客体。萨满于是在西方学术中成为“理性和真理的敌人”[7]。西方与非西方、本文化与异文化、自我与他者、西方与东方、理性与愚眛等二元对立观念派生出了一个生命周期理论,即将非西方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模式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进化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泰勒将萨满教与灵性论(animism)等同起来,视之为人类宗教的低级形式,最终为高级形式的一神教取代[8]。弗雷泽将人类文化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巫术时代、宗教时代和科学时代,萨满教被置于巫术时代的框架中[9]。
    福柯发现,知识和词语的结构与意义在历史进程中并非固化不变,而同样具有间断性、断裂性,甚至词语本身会出现抵抗的意义因素[10]。萨满概念在十九世纪兴盛的浪漫主义时期出现了这样的断裂和抵抗。强调直觉和想象力的浪漫主义学者普遍质疑启蒙主义者以狭隘的“科学”、“理性”偏见定义萨满概念,而视萨满为诗人、艺术家、神话中的英雄[11]。这一浪漫主义理论构成了“萨满”概念发展的另一个脉络。
    自上世纪60年代始,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的出神术理论风行全球。这一理论综合了启蒙理性与浪漫思潮两方面的传统。首先,他将萨满教视为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形式,带有进化论和原始主义色彩。其次,他把学者和大众对萨满和萨满教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萨满心理状态这一因素上,视萨满个体出神术(trance)为世界各地萨满教的普遍特征,体现了浪漫主义精神传统[12]。这一普遍主义理论与追求文化和心理结构普同性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暗合。尽管结构主义人类学基础在80年代和90年代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几尽解体,但由于自出神术理论发展而来的“核心萨满教”(core shamanism)为欧美学者和大众强力追捧,这一与结构主义类似、忽略历史与地域特殊性、以探求人类认知结构普同性为特点的出神术理论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美国人类学家迈克尔·哈纳(Michael Harner)是“核心萨满教”的创立人。他的研究与学术实践已将“萨满”概念完全转移到了欧美本文化之中。在他的理念与具体的培训实践中,出神体验完全与萨满概念等同。只要进入心理学所说的“意识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即伊利亚德定义中的出神状态,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是萨满[13]。至此,萨满概念已与土著民族中的宗教实践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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