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作用
http://www.newdu.com 2024/11/09 08:11: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郭庆堂、孟伟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使中国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到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哲学从传统的经、史、子学发展成为足以与西方哲学对话的现代学科；中国人从在封建专制社会形成的依附性十足的“东亚病夫”转变成为自主自立并与西方人平起平坐的东方巨人；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且濒临灭亡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进入小康水平并向现代化迈进的东方大国。这一切变化除了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之外，西方哲学也起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启蒙和引导作用。 关键词：西方哲学、现代转型、催化、启蒙、引导 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政治思想、意志主义就传播到中国，此后，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纷纷登陆中国，正是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才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20世纪初以来，对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不断深入，中国传统哲学也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下被重新整理、发掘和改造，从而使20世纪中国的哲学园地呈观出繁荣的局面，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左倾”思潮泛滥，西方哲学一度被简单否定并被拒之门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教条化、简单化、绝对化，哲学园地一度出现萧条、荒芜的景象。改革开放以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的指导下，哲学领域重新活跃起来，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原创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西方哲学在仔国的传播。著名学者郭湛波在概括20世纪前50年中国思想发展时，就客观地介绍了西方思想的传播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他说：“中国近五十年来思想在中国思想史的贡献，一是对于数千年旧思想之破坏；一是新思想之树立，而新思想之树立，都由西洋思想之介绍，可说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受外来思想之影响。”[1](P347)同样，在20世纪后50年，中国人综合古今中西，实现新的超越，发展自己的哲学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西方哲学思想的启示。 经过20世纪百年的学习和训练，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催化下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精神的制高点，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回顾20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社会和哲学变革中的作用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到2000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三次巨变，都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西方哲学来到中国，真正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三种哲学：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进化论，它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相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科学社会主义文化相联系；改革开放阶段的人本主义，它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相联系。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从戊戌变法时期到“五四”前夕，整整一代革命者，都信奉进化论。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进行革命救亡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的哲学革命和社会革命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政治对立之中，西方哲学继续输入中国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了严厉批判，除了被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之外，其它西方哲学著作很少再被译成中文出版。“左”倾思潮兴起之后则把所有的西方思想一概拒之门外，结果使中国在发展速度上又一次落后于西方国家，乃至落后于东亚的一些小国。以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契机，开始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西方哲学又一次涌入中国，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相交汇，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和发展，为中国在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参与竞争并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作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铺垫。在西方哲学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也是西方哲学，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本形态，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形态，本身已属于中国哲学，所以本文不再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 一、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催化作用 对于西方哲学的引进、传播与研究，没有人能够忽视其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那么，从总体上看，西方哲学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历史定位的问题。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看，有人把西方哲学的作用看的非常重要，有人则持保守主义的立场，排斥西方哲学；有人从文化调和的立场出发，主张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接受和改造西方哲学，有人则主张以西方哲学为基础来吸收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正是由于对待西方哲学态度的区别，展开了中西文化的论争，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中国本位文化派。 20世纪中国哲学是指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产生、流行、转型和发展。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自由主义西化派，也不是保守主义中国本位文化派，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并不能给予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以正确的定位。如果要给西方哲学一个恰当的定位，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超越20世纪中国哲学中任何一个派别的立场，走出20世纪特定的狭隘的历史境域。张岱年先生针对中西文化论争曾这样总结，中国哲学的未来是走综合创新之路，而不应局限于单纯的“向西走”和“向东走”。这是一种未来主义的态度。对于西方哲学的定位，恰恰应当站在这样一个面向未来的立场上。也就是说，在21世纪中国人如果创造了新的哲学，那么20世纪就是一个创造新哲学的准备期，准备期的任何一个派别都不足以代表新哲学，来自异域的西方哲学就更不足以代表新哲学了。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应该怎样定位准备期来自西方的哲学呢？它是中国哲学由传统到现代再到未来这一嬗变过程的催化剂。 首先，新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超越式的发展，西方哲学不过是一种重要的外因。如果说21世纪的新哲学是对20世纪哲学超越式的发展，那么，20世纪的中国哲学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超越式的发展。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系统发展过程，对于一个系统来说，它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系统的内因，而且，最为根本的也是内因。20世纪哲学的变革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这一主流思想本身出现了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它已不适应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从明末到清末，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精神文化内因。即使没有西方哲学的传入，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变革也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再者，中国的现代化虽然是外迫后发型的，但是传统社会本身提出的社会问题20世纪的哲学必须给予回答，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社会内因。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促使其变革的内在因素，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即使西方国家不发动侵华战争，西方哲学不大规模地东渐，中国社会内部迟早也会酿成一场哲学乃至社会的变革或革命。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事实上中国像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即使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仍然主要取决于中华民族的内部原因。 其次，就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条件来讲，新哲学创生的确离不开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以及西方社会对中国传统社会带来的挑战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外因，亦即民族之外的原因。西方列强入侵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明，坚船利炮和民主政治引导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哲学文化。从哲学本身来讲，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发展既带来了严峻挑战，又激发了传统哲学的内在活力，“五四”运动从形式上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从内容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跃迁，这一点也是不争的事实。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如佛学对传统儒学的挑战与改造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样，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挑战本身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组成部分。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哲学开始传入中国，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挑战，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激活。进化论、唯物史观提供了社会革命与思想革新的理论依据；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给予我们崇尚科学、倡扬理性的现代精神；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提供了对生命与自由的新理解。总之，西方哲学提供了对中国传统哲学全方位的挑战和对其合理内容的激活，并给中国哲学注入了许多新内容。 然而，我们却不能说西方哲学替代了中国传统哲学。美籍华人学者张灏指出，西方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一定要谨慎地使用这一概念，如果滥用“‘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2](P1)就20世纪的各家各派而言，他们实质上也并非单纯的站在极端的立场上。从表面的话语分析，似乎自由主义西化派就是主张用西方哲学替代传统哲学的，而保守主义本位文化派就是主张一概拒斥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能够独立发展的哲学。从深层实质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拿自由主义来说，重视西方哲学自不必说，胡适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今日的冲突》一文中还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主张用西方哲学来替代传统哲学。1935年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就针对自己的批评阐明过自己的立场，从而说明全盘西化的口号存在语病，为了表达本意，全盘西化应当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以此表明并非全盘反传统文化。事实上，胡适始终着力于挖掘传统文化中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胡适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还有策略层面的考虑，他认为，在传统积淀深厚的中国，不极端的主张西化，不足以促进中国的世界化。这样，“全盘西化”就仅仅成了一种手段，正如鲁迅所说，如果你想要开个窗子，那么你得大呼拆房子；如果不这样，你只能拆掉一块砖。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只是一种战术的需要，并非主张用西方哲学来替代传统哲学。保守主义也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哲学。梁漱溟作为现代第一位新儒家，他要维护传统，但是他并没有回避西方哲学的挑战，而是从他提出的文化三路向的文化观出发，主张对于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就是对其人生态度要改一改。从而表明，对于科学与民主是要全盘接受的，只是要加上儒家的人生态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强调吸纳西方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强调哲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可见，构成20世纪中国哲学组成部分的各个派别都潜在的有一种哲学世界化和现代化的倾向。 就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西方哲学不能代替中国哲学本身。西方哲学的作用始终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可以说，西方哲学是实施于中国哲学从传统到现代再到未来这一历史嬗变过程的催化剂。西方哲学不能取代、也不可能取代中国哲学，就象西方人不能取代、也不可能取代中国人一样。但是，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的帮助、催化，中国哲学单靠自身的嬗变不可能在一个世纪内完成现代转型，并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就像没有西方科学的东渐，中国的科学不会这样快的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一样，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的催化，中国哲学也许还在传统的所谓“经、史、子、集”和“汉、宋之争”的学术体例与架构的圈子里徜徉。 二、西方哲学对中国人现代化的启蒙作用 西方哲学传播的直接目的是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实质上，哲学的现代化就是通过批判舍弃旧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可以说，人的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核心，它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又是社会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输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文化，目的就是为了改造国民性，培养新的国民，以近代西方“科学”的思想培养具有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新国民，清除国民原有的愚昧、迷信的传统观念；以近代西方“民主”的思想培养具有人文主义和自由、平等精神的新国民，清除国民原有的封建等级观念与“奴性”或人身依附性及思想依赖性。可以说，西方哲学传播在人的现代化层面上首先表现为思想的启蒙，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涤荡中国人愚昧、落后的封建意识，重新塑造中国人的现代人格。 从思想启蒙来说，西方哲学思想传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一直到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思想家们都对思想启蒙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在剧烈的现实斗争面前，他们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认识到，仅仅靠社会政治斗争不足以实现国家、社会的整体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社会的现代化，因此，他们对人的现代化给予了非常的关注。实际上，正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巨大启蒙效应才使得中国的现实斗争此起彼伏，才使思想家和革命者在革命斗争暂时失败后，依然为既定的目标而继续奋斗，并最终实现社会制度的革命变革。譬如，西方“民主”与“共和”思想引导人们进行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者仍然为实现“民主”、“共和”的目标而奋斗。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西方先进思想宣传不够，是因为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不够广泛、不够彻底。所以，他们又以更大的热情与斗志投入到更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工作中去。正是在“五四”新文化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广泛传播，正是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通过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实践而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同样，西方哲学的传播与人的现代化也体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需要科学与民主精神武装的人，需要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人，需要面向世界、具有博大胸怀的一代新人。只有这些能够接受并且真正理解西方先进文明的人才能够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够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真正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艰巨任务。 “文化大革命”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压抑了人们的思想，此外，还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很多人的思想也处于极度的苦闷与彷徨之中。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西方思潮开始大量涌进中国，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强烈呼唤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此相应，在哲学界、文学艺术界和社会上特别是青年知识群体中连续出现了较为持久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热——“萨特热”、“尼采热”与“弗洛伊德热”。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当时特别迎合了人们自我解放思想的需要，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比如，在萨特思想中，对超乎个人之上的偶像以及既定价值的否定，就迎合了信仰崩溃、偶象坍塌以及理想幻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需要；萨特对人的存在的描述，即每一个人都是偶然被抛入这个世界，在世界中人是孤立无援的，人生充满了对生命的忧虑和烦恼的思想，这仿佛就是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人的心理写照，因而迎合了当时许多中国青年对人生的思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流行“是现代中国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关注和反思人生价值问题的又一次重大反响。”[3](P14)同时，萨特绝对个人主义的自由观也满足了一部分青年要求重新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精神渴望。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既然过去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崇高的信念已经被林彪、“四人帮”所愚弄，那么，回归自我也就成了惟一现实的人生选择，这样，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萨特的“自我设计”和“自由选择”的思想学说。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把林彪、“四人帮”曲解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就选择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李泽厚曾就“萨特热”发表过见解，他说：“萨特热所表现的不是说对萨特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萨特传来的那点信息所造成的。‘四人帮’倒台以后，一些人又像回到‘五四’时一样，萨特强调的一些问题，大家发生兴趣。很清楚，特别是经过十年苦难，人们要强调自己选择，强调我自己决定。”[4](P67-68)可见，“萨特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同样有着深刻和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萨特热”带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促使人们从“文化大革命”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尽快的走出来，获得思想上的解放。 “尼采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萨特热”的延伸，它的出现是在更高层次上反映了现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心态。有学者这样写道，“如果说，萨特存在主义对现代中国青年的影响更多地限于表层情绪而不具备持久性的话，那么，尼采思想的影响则在于它直接地触动了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内心底层的隐痛和危机感，因而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味。”[3](P21)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旧社会体制的大变动时期。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念需要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尚在生成中。青年知识分子们，一方面为改革开放以来新价值观念的形成而鼓舞，另一方面，他们也对旧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的阻碍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这样一个新旧价值观念的交替时期，尼采的思想就特别迎合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需要。周国平说过，“尼采热”是“一些在人生意义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学者和青年艺术家在某种‘精神危机’的觉悟及由此引起的焦虑中产生的共鸣”。尼采对西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批判和权力意志体现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批判与革新价值观念具有特殊的强化作用。在新旧价值观念之间，“他们力图超越的矛盾，这一矛盾所铸造的精神心理在尼采思想的危机感与超越感中找到了某种平衡和依托。”[5]可见，“尼采热”的出现有着更高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要求。 毫无疑问，“尼采热”的出现迎合了社会现实的需要，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接受尼采思想影响的一些青年是怀疑的一代、觉醒的一代，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面对人性、理想所遭受的严重摧残，他们开始用怀疑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开始独立地思考社会以及人生问题。因此，尼采哲学对人的个性、自我的强调，在我国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中起了很大作用，给他们带来了思想和生活的活力。在1993年第4期的《青年研究》上，一篇文章指出：“尼采主张强力人生、‘酒神精神’、‘超人’理想，使大学生从认知自我转向实现自我，从对内反思转向批判社会。大学生中涌动着‘文化热’、‘从政热’的风潮。至此，尼采热达到全盛期。一些大学生说：‘萨特使人苦闷，而又无可奈何；弗洛伊德使人骚动，让人更抑郁空虚；只有尼采给人力量，让人痛快淋漓。’”[6]可见，从积极的方面看，尼采哲学所倡导的创造价值与自我超越，对于青年人积极向上、不断进取是有积极作用的。尼采哲学给青年人的人生意志增加了韧性和冲力。 如果说，“萨特热”以及“尼采热”是青年人关注和反思人生价值问题的思潮，那么，“弗洛伊德热”则是年轻人企图了解人性、人的本质，并且从中寻求人生动力和目的的思潮。经过“十年动乱”，有些人对旧的人生目的与动力发生了怀疑；他们转而从弗洛伊德本能的理论中，去寻求对这些人生问题的解答。此外，弗洛伊德的学说涉及性心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梦、宗教、道德和文学艺术起源的解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青年普遍缺乏性知识的科学教育，因此，当传来弗洛伊德的学说时，就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基于这些原因，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国内就形成了一股广泛的“弗洛伊德热”。 在人们的行为方式方面，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变革。在性观念方面，中国人的传统而保守的性观念，在西方开放的性观念、性行为方式，特别是弗洛伊德性本能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变化。8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文学界形成了性爱文学的大潮，在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如小说、电影、电视、绘画、摄影中都有对性爱的充分描写或展露。在小说中，这种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的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就充分展现了人们性观念的野性，后来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影响很大；还有发表于《收获》1985年第6期的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性爱也作了充分的描写，同时也揭露了“文化大革命”极“左”的社会条件下对人们合理性爱的摧残。在弗洛伊德主义与国内性爱文学的影响下，80年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开始从传统的封闭走向开放、从愚昧走向科学。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热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形成的，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新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亦即人的现代化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同对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相比，思想启蒙与人的现代化的任务更为艰巨，道路也更为曲折，意义也更为重大。“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哲学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虽然广为传播，但是，真正接受并相信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人却不多，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也很不彻底。建国后，思想启蒙和人的现代化的工作长期被淹没在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浪潮中。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们才又重新进行“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工作。经过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冲击，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人向现代化的目标前进了许多，但是，与西方人相比，特别是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相比，人的现代化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西方哲学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引导作用 西方哲学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引导与推动作用，间接的表现是它通过推动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人的现代化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直接的表现是它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提供选择的方案或蓝本。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上半叶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下半叶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西方哲学的译介与研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民主革命的完成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都离不开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引进与研究西方哲学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涤荡中国人封建灵魂和不断解放思想的重要手段，是中国实现独立自主、繁荣富强和现代化的便捷而有效的方式。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西化派和传统派都是以所特有的殊相来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文化问题里面有一个共相问题，也就是现代化。冯友兰先生说，一般的西化派说的是西方近代文化，也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西化。然而，准确的讲，“应该说是现代化”。而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正是落后的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的根本目的。[7](P134)可以说，冯友兰先生在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了传播与研究西方哲学的根本目的。现代化作为一场全球性的社会变革，东西方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现代化作为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东西方都要经历这个历史过程。不同的是，西方国家走在了前头，所以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就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工业化而言，西方国家比中国领先两个多世纪。在18世纪后半叶的时候，英国就已经初步的实现了工业化，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欧的法国、德国以及北美的美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法、德就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向欧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扩散他们的文明。不仅物质文明，而且包括制度、文化、宗教、艺术一起以标准的形式扩散开去。19世纪中叶，中国就是在工业化的全球化扩散中被卷进去的。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依靠中国固有的传统来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显然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引进西方文明就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 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共相”，它不仅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社会发展目标，而且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社会发展目标。但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西方国家也是在重重国内或国际矛盾中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更为曲折，一方面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矛盾激化，先进的知识分子要求社会变革，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却固守传统，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坚决反对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在西方强大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压力下，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势力又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西方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中国富强，也就是说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正是在这种内外双重矛盾和双重压力下，中国被动而又缓慢、曲折地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开始了从军事、经济到社会政治制度，再到文化、哲学以及人的素质的各个层面的变革。中国社会的变革，也就是社会的现代化最先是在物质层面进行的，首先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然后是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最后是学习西方的哲学文化。然而，最终成功的过程却是倒过来的，只有哲学文化发生了变革，才能变革政治制度，只有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才能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20世纪的中国一直处在剧烈的变革之中。在上半叶，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最后的结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下半叶，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社会发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况。社会主义建设在建国后近三十年即到了70年代末，才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否极泰来，多难兴邦”的过程，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独立自主、民主富强并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东方大国，其间，西方哲学的启迪、引导作用功不可没。 中国近代制度革新的内容是仿效西方，建立民主与自由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思想的选择上，为了适应变革的需要，英国的政治民主与自由思想以及法国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都被引入中国。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西方哲学的传播紧紧地服务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就传播主体来看，宣传西方哲学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主观上，传播西方哲学就是为他们的社会变革活动提供新鲜有力的理论基础；客观上，他们宣传西方哲学确实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仅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角，而且是西方哲学的热情传播者，他们都把传播西方哲学看作他们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和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就传播的内容来看，进化论与社会政治思想就是变革社会的理论依据。这说明，西方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实用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是以西方哲学为理论依据的。一些最先接受西方先进科学与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与革命运动。他们力图用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科学，特别是进化论、民主、共和、平等、革命以及天赋人权等思想来改造中国社会。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大都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严复从事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他对《天演论》的翻译是赫胥黎原著的一种再创作。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面前，一方面：严复肯定人类社会也象自然界一样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目的是以此向国人发出警告，中国必须赶快自强，否则，就要被自然所淘汰，就会变成列强的奴隶。所以，中国应当顺应“天演”的自然进化规律来进行维新变法；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能“群”，并且社会是通过“群”来进化的，所以，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进行变法革新，从而走向富强、民主的国家之路。康有为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前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他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遵循着进化的规则，并且，他还运用《周易》中的辨证发展的思想去佐证进化思想。他为了适应变法维新的社会需要，把进化论思想与传统的循环进化的思想结合起来，托古改制，建立了他的大同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不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信仰进化论，而且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也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孙中山提出了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人兽同争的太古洪荒时代，再到神权时代、君权时代以及民权时代的社会进化的历史进程的思想。章太炎也提出了颇有特点的善、恶俱分进化论的思想。 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许多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人士大多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中找到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一度受西方激进的政治思想影响而接近革命派。黄兴于1899年在日本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后就萌发了革命的思想。1902年，邹容在日本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写下了被誉为中国第一个“人权宣言”的《革命军》一书，书中讲到，要“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8](P32)正是在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下，许多中国人义无返顾地投身于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中去。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张勋之流还大张旗鼓的借助传统儒教文化为复辟封建帝制服务，而康有为、陈焕章等维新派也主张尊孔读经，以此来迎合袁、张的倒行逆施。革命派在这种情况下愤怒、斗争，孙中山发起了“二次革命”，但是结果却以失败告终。一些激进而又清醒的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到，要想根绝政治上的封建专制，首先必须清除作为其根本的传统意识；要想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必须要全面地输入作为民主共和政体根基的西方文化学理。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后成了被通缉的要犯。但是，他反思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力图说明为什么一次次的革命会归于失败，为什么中国的富强之路走的如此艰难。1914年6月10日，他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从中可以看到陈独秀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开始失去了信心，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西方文明的身上，他断言，“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所以，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必然要导致以批判传统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批判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价值观念，传播“民主”和“科学”等西方近代文化精神的同时，先进知识分子引进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美国的实用主义、英国的逻辑实证论、尼采的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康德哲学等西方哲学思想，从而给中国人在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方向方面提供了多种选择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场西方哲学涌入的大潮中也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西古今文化的批判总结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最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近三十年的时间，由于政治上“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左”倾错误的支配，西方哲学成为批判的对象或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西方哲学的引进与研究几乎中止。因此，西方哲学没有体现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改革开放时期，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从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80年代，是反思“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年代。人们为了把“四人帮”颠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再颠倒过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目，向经典作家的原有思想求教，向现实的社会实践求教，同时也向国外的各种新思潮求教。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让人们大开眼界。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萨特的人学辩证法、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让人们目不暇接。这些思想启示人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在国内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主客体问题、辩证法问题、历史规律问题、自由观问题、价值观问题、人学问题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论争。从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90年代，国内学术界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跟踪研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课题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新分支。当今，市场社会主义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流派而倍受重视，并且在理论层面上已经形成了比较有系统的理论。如费布罗代尔提出的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三层次分立模式；扎伊德尔等人提出的“中型机制论”、“联姻论”和“新社会主义模式”等理论。[9]虽然，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不尽相同，但是，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来看，二者也有某些相通之处。因此，学术界展开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其次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研究。70年代，马尔库塞、施密特和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作了批判性分析。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比如，出现了以本·阿格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高兹也提出了“政治生态学”理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借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今的适用性，但是，生态危机理论对于关注和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愈加明显的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中国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方面的借鉴。[10] 20世纪的历史证明，西方哲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在中国逐步强大起来并理直气壮地走向世界的今天，引进与研究西方哲学仍然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参考文献： [1]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北平人文书店，1947. [2]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崔志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3] 万俊人.试析现代西方伦理思潮对我国表年道德观念的冲击[J].中国社会科学，1989,(2). [4] 李泽厚.探寻语碎[M].上海文艺出版社. [5] 周国平.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J].中国青年，1988,(7). [6] 王卫.西方思潮在大学生中的传播规律探析[J].青年研究，1993,(1). [7]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8] 邹容.革命军[M].民智书局，1928. [9] 颜鹏飞.论市场社会主义[J].安徽大学学报，1995,(1). [10] 陈振明.技术、生态与人的需要——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J].学术月刊，1995,(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