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百年祭(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2:11:28 《求是》2019/09 金冲及 参加讨论
初期新文化运动 初期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它以对辛亥革命后黑暗局势的反思为出发点，改变了原本正陷于苦闷沉寂中的思想界。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叫《青年杂志》），一纸风行全国，以生气勃勃的内容和鲜明泼辣的语言，发人深省，在众多知识青年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 陈独秀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重要成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能达到预期效果而坠入低潮，主要教训在于只从事政治斗争，而在思想领域内没有对更深层的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旧文化、旧礼教进行猛烈的扫荡。这种旧文化、旧礼教，经过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精心培育和推行，人们自幼便被系统灌输这一整套纲常理念，已形成近乎传统的习惯力量，无形地支配着社会秩序和众人行为。如果人们还是抱着原有的旧观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新思想、新道德，即便制度在表面上似乎有了改变，做起来依然一切如旧。因此，必须为辛亥革命“补课”，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陈独秀喊得最响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把它们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写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和科学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科学是愚昧和盲从的对立物。陈独秀把这称为“伦理的觉悟”，称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认为这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在思想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新青年》为主阵地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这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前所未有的摧陷廓清、振聋发聩的作用，跨出了一大步，产生了新的觉醒。《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时一千册左右，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可见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如果没有经历这样一场对人们头脑中本已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礼教的激烈大扫荡，没有使人们思想空前活跃起来，要随之出现1919年那样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是很难做到的。 当然也要看到，初期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的思想武器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解放”。陈独秀在1916年初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又写道：“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高一涵在《青年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这种思想在反对专制和迷信时有着进步意义，但他们的着眼点，主要还只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 胡适极力推崇挪威作家易卜生，写道：“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新青年》还出过一期“易卜生专号”。易卜生有个著名剧本《娜拉》在当时中国很受重视，写的是女主人公不甘心做“丈夫的奴隶”而离家出走。它被人热烈地赞誉为“女性的自觉”。 娜拉的离家出走，是有反抗性的，但它是不是就表明了妇女的解放？鲁迅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以更宽广的视野尖锐地指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鲁迅的观察是深刻的。他所谈的不只是一个妇女解放问题，而且引导人们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如果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讲得再痛快，也只能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当时的中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离开社会的改造，连生存都没有保障，哪能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可言？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会好。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代替“个性解放”，成为更多先进青年关心的焦点。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的意义十分深远，在以后就表现得越来越清楚。 但是，怎样才能使这个污浊的社会得到改造？需要建设的新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们一时依然感到迷惘。这时，打着“新思潮”旗号的各种思想流派纷纷传入中国。在西方享有盛名的学者杜威和罗素来中国到处讲演，系统地宣传他们的主张。胡适、张东荪等花了很大力量来鼓吹，想用以影响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两件事一时显得很热闹，却没有在中国人中间扎下多少根来。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很新鲜，但不能解决中国人最关心的实际问题，青年毛泽东当时就说：“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 全面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老路已经走近谷底。路在何方？人们正在继续探索和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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