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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土有]孝: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


    摘要:“孝”的观念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在宗法家族制度中得以确立和体系化。两千多年来,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目的共同构建了“孝”的道德网络和行为模式。以“孝”为中心,形成了一整套观念范畴,构成了“家——国”两个超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孝”的观念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孝;传统文化;核心范畴
    

    “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人共同的认知,“孝”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为人处世准则。几千年来,遵之者被赞,违之者被唾。它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公序良俗的建构、个体人格的塑造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孝”虽然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但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一、中国“孝”观念产生的两大动因
    孝,金文中写作:造字本义是儿孙搀扶老人,表示奉养和服从父母、长辈。《说文解字》中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自先秦以来,“孝”的含义一以贯之。
    “孝”观念的产生和体系化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原因:农耕文明和宗法家族制度。据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中晚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原始农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就出土大量交相叠压的稻谷、稻秆、稻叶、谷壳,厚度一般在20~50厘米之间,最厚处堆积达1米以上。从堆积的面积和厚度折算,稻谷总量在百吨以上。据专家鉴定,这一堆积层主要是人工栽培的稻谷,其中混杂着少量采集来的野生稻谷。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河姆渡人的水稻种植已经脱离初期的零星播种,进入原始农业规模种植阶段;稻谷已经成为河姆渡人的主食,早期人类一直赖以生存的采集和渔猎已降到辅助的地位。学界一般认为至迟到殷商后期,我国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已经转向农耕生产,进入农耕社会。农耕与渔猎采集的最大差异在于:在渔猎采集生产中,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人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是一种对“力量”的崇拜,故当时有“食老”、“弃老”的习俗;而到了农耕时期,不再需要整天在野外奔波,不需要同猛兽搏斗,在保证农作物丰收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验”,正如《孟子》中所说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只要按时耕种收割,经过辛勤劳动后的成果能满足生活所需。而“经验”来自于长期的积累、世代相传,在无文字或文字不普及的时代,一个群体中经验最丰富的是老年人,因此逐渐出现了“尊老”的习俗。这是“孝”观念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但在世界范围内,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民族众多,为何唯独中国的“孝”文化最为系统丰富?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宗法家族制度。由于农业是以土地为对象的,定居成为可能,在聚族而居的情况下,大约在周朝确立了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在西方封建时代,也曾形成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如日耳曼人入侵罗马,便把罗马帝国拥有的广大土地分封给扈从侍卫;查理曼做法兰克王时,也大封功臣,形成了庄园式家族制度。但是,欧洲到18世纪末叶,随着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了封建制度,家族社会也随之解体,而我国的封建社会自周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形成了一套健全的宗法家族制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适宜于该制度的文化,即高达观所说的宗法精神:“此种精神规定于制度,见之于诗书,深入人心,积成习惯。举凡中国人民,自孩提以至老死,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居家、行事,无一不受宗法精神之支配,其影响于一般人之日常生活,应可想见。此种宗法精神,为万世不易之国是,顺之者生,逆之者死,融合凝固,以铸成中国家族社会之特性。所以中国家族社会之形式,虽时代更替不无变迁,独宗法精神自周初以迄近代,独一贯相传。”宗法家族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中心,同居共财,形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家族群体,有的十几人,有的达数千人。为了维系家族内部的和谐关系和确保家族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孝—悌—贞—顺。“孝”指晚辈对长辈的孝顺、服从;“悌”指同辈之间的友爱、和睦相处;“贞”指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守节;“顺”指媳妇对公婆的顺从。其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它三个准则都是“孝”的准则在不同人员身份间的呈现:“悌”包括弟妹对哥姐的“恭”(恭敬,听话)和后者对前者的“友”(友爱、爱护),“恭”也是一种“孝”的表现;“贞”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妻子“红杏出墙”,确保男性血缘的纯正,这对一个宗法家族来说,是最大的“孝”。而“顺”更是媳妇对公婆的“孝”,如《礼记·昏义》所言:“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明妇顺也……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孔颖达疏:“明妇顺也者,言所以特豚馈者,显明其为妇之孝顺也。”
    由于“孝”在宗法家族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得到了上自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的高度认同。《孝经》说:“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民众认同孝俗,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统治者提倡孝道,利于统治。就连宗教也倡导孝道,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自不必说,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就明确提出:“天下之事,孝为上第一。”在《云笈七签》中,将孝顺父母列为道教“十善”的第一善:“万善之要者,道德孝慈功能也。”而在“十戒”中,“第一戒者,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净明忠孝全书》云:“万物之中,惟人最贵,不忠不孝,不如豺狼蝼蚁乎。”《抱朴子内篇》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不孝敬父母者不仅无法达到养生健身、延寿成仙的目的,还会受到惩罚。源自印度的佛教,主张出家修行,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相悖,为了适应中国的文化,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高举“孝”的旗帜,认为孝道分为世间及出世间两种:“世间之孝,一者承欢侍彩,而甘旨以养其亲,二者登科入仕,而禄以荣其亲,三者修德励行,而成圣成贤,以显其亲,是则世间之所谓孝也。出世间之孝,则劝其亲,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愿往生,永别四生,长辞六道,莲胎托质,亲觐弥陀,得不退转,人子报亲,于是为大。”也就是说,佛教徒虽然出家,不能侍奉父母,不能承继香火,但他们要把父母度出三界,让他们脱离苦海,这才是世上极致的孝,它比世俗的孝更加伟大。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孝”的观念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遵守孝道成为了人们的自觉行为,孝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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