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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变迁


    提要:两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互动往来激增,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观念前后经历了多重变化。本文主要从宋廷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朝贡关系变化的角度,具象地把握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变化趋势,从而梳理辨析出两宋针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存在着有明显差异的三个时期。同时,宋代较之前代,打破了单一的羁縻治理方式,开始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与政治需求,灵活调整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方式,对政权的发展运作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宋代;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朝贡关系
    两宋时期,中央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互动往来激增,双方之间的政治关系也较前代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专门针对处理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民族治理观念应运而生。学界已有诸多针对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政策的论述,而其中也或多或少涉及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观念。①但以往学者却较少用变化的视角观察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前后变动。本文旨在从宋廷与西南少数民族朝贡关系变化的角度,来窥探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变化的几个变迁时期,进一步阐释其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唐末,诸酋分据其地,自为刺史。宋兴,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间有桀黠贪利或疆吏失于抚御,往往聚而为寇,抄掠边户。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1](P.14209)《宋史·蛮夷传》较为笼统地概述了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大致,但宋代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观念其实经历了前后变动,可依其性质和特点,划分为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以及南宋时期三个时段。
    一、北宋前期
    赵匡胤代周建宋后,继续实行后周世宗“先南后北”的统一政策,依次攻灭荆南、后蜀等政权,使得宋廷的统治触角第一次触及西南地区。但受制于统一战争的持续推进,宋廷并未对西南复杂的少数民族区域进行过多的政治深入,就连沿边的州军长官,也多选择“蛮夷”担任。在这一时期,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态度,更多是呈现荒置不问的状态,其目的正是在于绥靖边境。如任命辰州傜人秦再雄为辰州刺史,统御南北江溪峒诸部族。再由秦再雄派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来之意”,溪峒诸部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 [1](P.14180)在攻灭后蜀之后,即停止了近一步的外拓。尤其是在黎州沿边,“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宼不能,欲臣不得。”[2](P.1978) 泸州知州钱文敏在赴任前,太祖也告诫称:“泸州近蛮,尤宜抚绥。” [3](P.346) 在此观念主导下,宋廷针对西南少数民族请求纳贡的意愿,全部接纳之,从而开启了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朝贡往来。
    开宝九年(976),宋太宗嗣位,继续进行着太祖未尽的统一大业。在平定南唐,收复北汉之后,宋廷对外重心又转向北方的契丹。因此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也多秉承太祖,以绥靖羁縻为主,但在具体治理方式上有所调整。如派遣兵部侍郎许仲宣亲赴大渡河,晓谕寇扰边境的“西南夷”;[3](P.465)对数寇边境的抚水蛮,诏书招安,补其首领官职;太平兴国二年(977)又以李崇矩为邕、贵、浔、宾、横、钦六州都巡检使,“抵其洞穴抚慰,以己财遗其酋长,众皆怀附。”[1](P.9266) 这改变了太祖朝任命“蛮夷”担任沿边州军长官,间接向西南少数民族首领传达朝廷谕旨的治理方式,而是指派朝廷官员前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直接宣告朝廷旨意,或身体力行,规劝西南少数民族降伏。这一直接性的沟通,更能彰显宋廷的诚意,促使一些荒服不至的西南少数民族“皆率服”,并纷纷赴阙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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