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变迁(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47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林建 参加讨论
转至真宗时期，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宋廷正式结束了与契丹的战争。宋朝创制以来剑拔弩张的战争氛围也就此消散，宋廷统治重心也逐渐由外及内。在此背景下，统治者对西南地区的关注也与日俱增。真宗称：“比来备边，专意西北。至于远方殊俗，要不可忽，如川、广、荆湖，常训齐军伍，以为备边也。”[3](P.1213)其所言川、广、荆湖的备边，正是指向西南少数民族。因为在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矛盾格外突出。大量汉民在稳定的政局下，纷纷开拓荒土，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荆湖、两广、以及川峽地区的“蛮乱”始终不息，其中以大中祥符元年（1008）一直持续到大中祥符三年的“泸蛮之叛”，以及大中祥符六年淯井监作乱事件影响最大。[3](P.1838-1839)这些冲突都对西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而宋廷的平叛战役又受山川地形的影响十分不顺，因此宋廷开始调整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羁縻方式，逐渐以朝贡为诱，降伏“蛮夷”，绥靖边境。大中祥符五年，夔州转运使就建议“溪峒蛮人结集为乱，俟发兵讨捕，则归先所掠汉口，及五十人者，承例特署职名，许令入贡。” [3](P.1793)即以归还汉人的数量为准绳，对自愿归还一定人口的西南少数民族开放朝贡之便。可见，从过去被动接纳朝贡，到主动利用朝贡，真宗朝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方式较前朝有所进步。而真宗朝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次数增多的另一个原因，正是真宗意图构建万国来朝的正统地位，以雪“澶渊之耻”。究其性质，当与封禅、祥符之法相埒。在真宗封禅的过程中，就有西南少数民族的参与。这从大中祥符元年，邛部川蛮与西南溪峒诸蛮随驾前往泰山封禅的史实中得以体现。[3](P.1563;P.1567) 诚然，真宗朝西南少数民族朝贡的种落数目与朝贡频率增多的背后，虽然隐藏了真宗不同前朝的政治期许，但总体上，宋廷在这一时期还是延续了对西南少数民族绥靖羁縻的统治政策。如真宗曾言：“朕常戒边臣无得侵扰外夷，若自相仇杀，但用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此尔。”[3](P.1641)当真宗满足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向通汉加封请求受到大臣们反对时，回应称：“檄外蛮夷，能慕风化，宜且从所请，向去制置可也。”[4](P.9881)而在向通汉内附请求定租税时，真宗又以“荒服不征，弗之许”。[1](P.14174)由上述事例可见，真宗在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朝贡往来欢迎的同时，对西南少数民族内部事物干预甚少，并始终谨守“夷夏之防”，对西南少数民族表现出即利用又防范的复杂心态。 仁宗朝继续秉持着前朝以来对西南少数民族绥靖羁縻的治理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西南少数民族一系列的朝贡制度。首先是对西南各少数民族朝贡时间的限制。如规定夔州路溪峒蛮人三年一贡[3](P.2420)，邛部川蛮五年一贡[5](P.61)。此外，例如西南少数民族的“非时到阙”、护送流程也都在这一时期设计规范。仁宗朝就西南少数民族朝贡制度的规定，不仅是出于规范礼节制度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对真宗朝过度招诱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情况的限制，如一些规模较小的西南少数民族就被排斥在朝贡体系之外，而道途遥远的部落则延长了他们朝贡的时限。与此同时，仁宗还继续将朝贡关系作为羁縻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并予以拓展。庆历四年（1044），宋廷就因罪禁止羁縻忠顺州刺史彭师宝贡奉，迟至皇祐二年（1050）才予恢复。又至和二年（1055），羁縻下溪州都誓主彭仕义叛乱之际，“朝廷姑欲无事，间遣吏谕旨，许以改过自归，裁损五七州贡奉岁赐”。[1](P.14178-14179)可见，这一时期朝贡资格的取缔，已逐渐成为宋廷惩罚触罪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的主要手段。 与西南少数民族朝贡制度逐渐规范史实相对应的是，宋廷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羁縻态度也发生了细微的转变。在宝元元年（1038）安化蛮叛乱之际，苏绅指出蛮夷骚动是因为“往者守将失计，而国家姑息之太过也”，他建议“秋冬之交，风气已息，进军据其出路……伺得便利，即图深入，可以倾荡巢穴，杜绝蹊径……不越一年，逆贼必就殄灭”，其提议受到了仁宗的赞赏。[3](P.2883-2285)又如庆历四年，广西转运使杜杞在讨平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区希范叛乱后，大杀“降蛮”五百余人。侍御史梅挚以其失朝廷“推信远人之意”，要求治罪杜杞。但仁宗却置之不理，依旧封赏杜杞等平叛官员。[3](P.3778)从上述两个事例可见，仁宗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态度已不像前朝那样，已逐渐转向了强硬，这也为之后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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