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变迁(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33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林建 参加讨论
二、北宋中后期 北宋中期开始，朝廷中变法的呼声渐起，到神宗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执政，宋廷的内外政策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向。相应地，宋廷也改变了北宋前期为讲求边境安稳，过度羁縻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观念： 忠、万间夷人，祥符中尝寇掠，边臣苟务怀来，使人招其酋长，禄之以劵粟。自后有效而为之者，不得已，又以劵招之。其间纷争者至有自陈，若某人才杀掠若干人遂得一劵，我凡杀兵民数倍之多，岂得亦以一劵见给？互相计校，为寇甚者则受多劵。熙宁中会之，前后凡给四百余劵，子孙相承，世世不绝。因其为盗，悉诛锄之，罢其旧劵，一切不与。自是夷人畏威，不复犯塞。[6](P.78-80) 可见熙宁之前，在绥靖政策的主导下，边臣对西南少数民族过于注重怀抚，但在熙宁之后，宋廷的治理观念逐渐转向强硬。 首先，这一时期宋廷的政治力量开始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腹地，并将部分区域开拓吞并。熙宁七年（1074），荆湖南北路官员上报南北江溪洞蛮互相攻掠，下溪州都誓主彭师晏又懦弱无法服众，请求内附。朝廷立即派出章惇等官吏对南北江溪峒地区进行经制。收复了邵州与潭州交界的梅山地区，开置新化县；又降伏下溪州都誓主彭师晏，五溪皆平；紧接着开拓了南江地区，建立沅州。[3](P.5897；P.9986;P.6070)至熙宁九年，诚徽州三州一镇也被宋廷收归王土，建为靖州，“拓境数百里……南方兵祸自此始也”。[7](P.1530)在这次开拓的过程中，已完全没有宋初“怀服远夷”的绥靖之情。据《宋史·张颉传》记载，“南江杀戮过甚，无辜者十八九，浮尸蔽江，民不食鱼者数月”，[1](P.10669)可见宋廷此时对西南地区的开拓充满着血腥与残酷。 其次，宋廷提高朝贡门槛，进一步限制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次数。如正式规定了西南五姓蕃五年一贡的朝贡时限：“西南蕃五姓蛮听五年一入贡，不愿至京，听就邕、宜州输贡物，给恩赏馆券，回赐钱物等遣之。”[3](P.6451)诸如安化蛮等部分西南少数民族，则被要求不再赴阙朝贡，“令纳方物于宜州思立寨，而亲赴州领赐。”[8](P.121) 此外，自宋初开展的西南少数民族赴阙朝贡制度到了神宗之时，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诟病。熙宁八年，广西经略司称西南五姓蕃每次赴阙朝贡，所赐“往来馆券供给，并到阙见辞赐钱、绢、衫带，为钱二万四千余缗，而他费不在此”[3](P.6451)，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接待所耗可见一斑。而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沿路保障的关怀备至，也使西南少数民族贡使傲慢异常，甚至“与方伯抗礼”，[1](P.10706)从而导致地方上关于转变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方式的呼声高涨。熙宁六年四月，西南龙蕃、罗蕃、方蕃、石蕃等八百多人入贡。宋廷“以道路辽远，往复甚勤如愿于缘边纳所贡物，即以回赐及朝见所赐缘路驿劵给之。”[3](P.5931)宋廷要求西南五姓蕃不再赴阙朝贡，在缘边交纳贡物即可，并在熙宁八年（1075）确定了邕州、宜州两个输贡之地。“后令纳方物于宜州思立寨，而亲赴州领赐。”[8](P.121)思立寨位于宜州以西七十五里之地，与安化州接壤，属于省地与蛮地交界地区。宋廷将输贡之地逐渐迁移至边界，一方面是方便“西南五姓蕃”运输贡物，另一方面更是基于宋廷对“西南五姓蕃”始终存有防范之心。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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