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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变迁(7)


    四、结语
    通过上文梳理,我们可知,由于宋代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在其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数次转变,从而影响了以朝贡关系为代表的治理政策的变化。以其治理观念概貌为参考,大致可划分为北宋初期,北宋中后期,南宋时期三个阶段,而在每个阶段中也能观察出细微的异质性特点。纠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宋代根据其所处政治环境,不断调试对外政策而导致的。
    北宋建立之初,在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双重威胁下,对外政策与军事部署完全倾向北方,因此针对刚刚顺服的西南少数民族,宋廷的治理观念基本上秉持着绥靖羁縻之态,希冀维持“蛮汉”两隔的态势。在采用“以夷制夷”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同时,应西南少数民族所需,宋廷被动地、来而不拒地接受着西南少数民族朝贡,用最小的经济代价来换取西南少数民族的顺服,获得正统名分上的支持。但随着北方战局的稳定,原本对西南少数民族疏离的治理政策,已经难以应付中原汉民逐渐外拓,所导致“蛮汉”界域打破,“蛮汉”冲突日益激增的新形势。为此,宋廷开始有意识的主导朝贡,意图将朝贡关系作为钳制西南少数民族的手段,应时而发,使西南各少数民族从西南边境的不安定因素逐渐转变为边境的“藩屏”。伴随着这一观念的转变,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朝贡要求与限定,也不断更新完善,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层次分明、规制严谨的朝贡制度。
    转至北宋中期,由于变法的开展,对外政策趋向主动,原本保守的对外政策也悄然发生变化,激进地、更具侵略性地对外政策逐渐成为主流。与之相适应的,以恢复“汉唐旧疆”为设想的远景在宋廷的南北两面逐渐展开。受此影响,原本具有隔离交趾、大理作用的西南少数民族在此时成为宋廷南拓的障碍,因此强硬的进驻与收复取代了绥靖羁縻行性质的朝贡,大量西南少数民族受到宋廷的攻伐,或在宋廷威逼利诱下纷纷纳土称臣。而作为宋廷绥靖治理观念下的产物,朝贡关系也在这一时期暂时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哲宗一朝虽然有过“元祐更化”的政策转向,也曾一度退还开拓的“蛮地”,并重新扶植西南少数民族首领。但自绍圣之后,对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在内的对外政策又重新强硬起来,以致徽宗朝继续效仿之。
    两宋鼎革之际,正是整个东亚政治局势变化的重要时段。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灭契丹政权后,将矛头对向大宋王朝。靖康之难后,在高宗筚路蓝缕的经营下,宋廷终于在南中国存得栖身之地,但却要时刻提防着女真人南下的威胁。在这些内外因素的交织下,宋廷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像神宗、徽宗朝那样强硬的治理模式。因此,南宋朝廷通过挑选年富力强,忠顺服帖的西南少数民族首领,重拾北宋初绥靖安边的“藩屏”之策。另一方面,由于南宋朝廷对待朝贡体系的热枕已不比北宋,在朝贡关系中,受“敦尚俭约”“重利轻名”政策倾向的影响,从原来看重政治效应转向关注经济效益。在此趋势下,处于宋代朝贡体系外沿的西南少数民族,其朝贡缩减的状况也未在南宋时期获得转机。南宋朝廷在其建立初期,就规劝那些想赴阙,重开朝贡的西南少数民族将贡物、奉表交予地方。在这之后,更是利用互市贸易逐渐取代朝贡体制。
    概而论之,受制于地理环境等因素,西南少数民族在中古以前,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并未受到历代统一王朝的重视。但随着中古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在时代发展背景的牵引下,逐渐靠近历史舞台的中心区域,这引来了各个王朝的侧目,对其不同的治理政策也在摸索实践中不断展开。继唐而立的宋朝,在吸取唐朝治理西南少数民族经验教训的同时,结合其自身所处国际(主要指东亚)政治局势变化以及内部发展的需要不断调试其治理观念。作为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模式的主要表现,朝贡关系从其初创转至收缩,最后被更为丰富的治理方式所替代。这一变迁过程充分的反映了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不断变化,也让我们看到宋代开始摆脱中古以来“重名清利”民族治理观念的桎梏,可以根据其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环境、政治需求,灵活调整西南少数民族治理方式,或者在旧有方式上挖掘出新的职能,为政权的发展运作提供了更多的现实意义。而宋代多变的治理观念,也为元明清后世王朝治理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借鉴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变迁的过程,也掺杂了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制度设想。虽然其中难免有所偏见,但在一定程度上了却满足了西南少数民族发展的真实所需,为碎片化民族部落之间的整合,以及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