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变迁(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01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林建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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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宋时期
两宋鼎革，是宋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北宋与南宋不同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其各自迥异的政策方略。就南宋的朝贡体系而言，“南宋的朝贡体系在‘空间’和‘态度’两方面，较北宋时期大为收缩”。[9](P.115-116)受此影响，南宋时期的朝贡国家与朝贡次数也大幅度的缩减。而同作为朝贡体系成员的西南各少数民族政权，其与宋廷的朝贡关系也难以逾越这一趋势。 建炎元年（1127），保静、南渭、永顺州番人彭儒武等诣澧州献方物，“以道路未通，且令回峒”。后又于绍兴四年（1135）欲奉表入贡。[2](P.299)此外，武冈军“傜人”杨进颙、杨进京，西南大小张蕃也在绍兴年间多次请求入贡。但高宗基本上都诏令“本军婉顺说谕，路远不赴阙”，并“诏本路经略安抚司倍支回赐，依旧例发回”。[4](P.9862)绍兴十四年，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司称：“西南蕃今春起发进奉。本司契勘绍兴十一年以前诸蕃前来进奉。并依安南已得指挥，免使人到阙，只就横山寨依例管设发回今来未审合与不合发赴行在”。宋廷诏令“倍支回赐，依旧例发回”。[4](P.9862)可见，南宋初年，西南少数民族与宋廷之间的朝贡往来虽然有所恢复，但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宋廷并未表现出过多的积极态度，反而延续了北宋中后期以来用地方输贡代替赴阙朝贡的朝贡政策。而在广西地区，其输贡点更是从宜州思立寨安排至到更加偏远的邕州横山寨。 绍兴之后，史料文献中几乎难见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朝贡记载，这是因为南宋诸帝继承了高宗时期的朝贡态度。绍兴三十二年孝宗继位，其登极赦令称：“比年以来，累有外国遣使入贡，太上皇帝盛怀冲抑，谦弗敢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礼谕遣，毋得以闻。”在隆兴二年（1164）南丹州首领莫延廪请求入贡时，孝宗再次重申：“朕即位以来，敦尚俭约，例罢诸方贡献，或已至宜州界首，可令本州量与犒设，善谕遣回。”[4](P.9867)正如这两条材料所反映的一样，西南少数民族不赴阙朝贡的政策在孝宗时期已正式成为定制。而原本用来安置西南少数民族贡使的怀远驿，也在乾道二年（1166）被改造为台谏官的廨舍。[4](P.9468) 朝贡关系的持续收缩反映了南宋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日趋保守，在此影响下，南宋还重新实施“禁山”之策。“蜀之边郡文、龙、威、茂、嘉、叙、恭、涪、施、遣接连蕃夷，各于其界建立封堠，谓之禁山。” [4](P.9257) “禁山”主要是针对四川沿边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的划界措施，其目的在于隔绝“蛮汉”。“禁山”之策其实早在北宋前期就已开展。景德四年（1004），真宗下诏“戒并边居民不得擅斮木开道，与人交争”；治平初，吕大防知青城县，“特置簿抄上四至，仍卓立封堠，凿石为界，严缉官私樵采，用以限隔蕃蛮，捍蔽川蜀”。但由于西南少数民族活动区域内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促使汉民经常越界采伐，使“禁山”之策难以彻底施行。再加上熙、丰以来宋廷对西南地区的开拓，“蛮汉”之界逐渐模糊，而“此禁浸弛，无知之民惟利是趋，侵寻剪伐，略无忌惮”。[4](P.9514)直至淳熙七年（1180），荒废不问的“禁山”政策又被孝宗重拾，下令“禁山不得民间请佃、斫伐贩卖。仍专委县尉躬亲以时巡历，待其考满，递取邻封保明实迹，方许交替。果无违禁，量与酬赏……委通判、签判，限两月别立封堠，仍刻石（各书地名及今年所立年月）以为限隔”。淳熙九年，又对四川沿边州军小路“多裁林木，重立赏罚，断绝往来”。[4](P.9257-9258)即使到宁宗嘉泰四年（1204），还在不断重申“禁山”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实施“禁江”政策。③另外，从孝宗起开始，在西南沿边地区，为控扼西南少数民族所修筑的堡寨数量激增。如嘉定府峨眉、犍为两县，因“控带夷蛮”，所以“列置寨堡，总十有九处”。[4](P.9644)而茂州城外的岷江两岸更是对筑关寨，时任权发遣茂州杨思成言：“溪无寻丈之广，而关寨呼应相闻，乃聚五兵官于其闻”，直指堡寨修筑过甚。[4](P.9515)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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