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新疆牧区的现状后，王震认为，如果不发动牧区群众进行社会改革，不但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政策无法贯彻，牧区牲畜定将继续遭受损失，并且脱离牧区人民群众。王震向新疆分局建议：一、没收农业地主在牧区兼营的牲畜;二、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没收反动大牧主、反动头目的牲畜;对一般牧主，则在适当调剂劳资关系、改善牧工待遇原则下予以保存，保护一般畜牧业主牲畜不受侵犯。1952年4月23日，新疆分局致电西北局，通报了《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报告说，伊犁东5县(巩留、巩哈、特克斯、昭苏、新源)游牧区的工作还很薄弱，特别是牧王、部落头目、千户长的破坏活动还甚猖獗，因此，分局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由贾库林任团长、曹达诺夫任副团长、李挥和任工作团党委书记，于5月初集中伊犁，开赴牧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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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西北局答复，王震果断决定去做，雷厉风行地布置牧区改革。5月17日，西北局复电新疆分局，明确否定了新疆分局牧区改革的意见，说应该集中力量在农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暂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甚至不办减租反霸。在王震对此感到犹豫不决时，新疆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邓力群从南疆调查回来了。邓力群支持王震的看法：“尤其是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这一提法，很新、很大胆、很有创造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很解决问题。”邓力群提议，不仅要没收地主的牧畜，还要没收宗教头目的土地，彻底摧毁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邓力群的表态加强了王震的决心：“太好了，你的材料很有分量，西北局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说明他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来新疆工作一段时间，肯定会同意我们的方案。”
5月14日，新疆分局专门开会讨论给西北局的回电。王震坦言：“牧主们不愿意改革，怕同苏联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大量屠宰牲畜，对牧区生产造成破坏，广大贫苦农民也是要求改革的，有的已经自发地行动起来。如果我们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发展牲畜业的政策受到影响，还会脱离牧区人民群众，这就是我们新疆的现状。”邓力群接着发言表示支持王震的主张：“我在农村搞了半年的调查，西北局根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对新疆的群众运动就不是挺进，而是往后拉，这是不能领导群众前进的。”新疆分局多数委员都赞同王震的主张。在新疆分局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下，王震决定在牧区推行改革。
5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王震认为自己和新疆分局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决定一面上报请示，一面下达执行。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确定在全疆减租反霸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个指示说：“农业区域减租反霸运动以来，对牧区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广大牧民迫切要求从反动头目的残酷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建立民主制度，并曾发生了若干自发斗争;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区某些地主(一部分是在牧区兼有牧畜业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逃到牧区，与牧区反革命分子相互勾结，煽动叛乱，遂使牧区成为反革命分子的防空洞。”因此，“大张旗鼓地发动牧民群众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指示》同时指出，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必须在发动牧民的基础上，组织牧民协会与改造牧区的区乡政权。
虽然新疆分局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但是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是需要指出和批评的。
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受到批评
新疆分局5月26日的指示是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上述指示相抵触的。6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并西北局：“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请张邦英、高锦纯、饶正锡、包尔汉、赛福鼎、王恩茂六同志即乘飞机来京参加中央会议。新疆分局日常工作暂由邓力群代理，南疆工作由高峰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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