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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娟:族群精英与近代中国的边疆秩序——以民国时期的康巴精英格桑泽仁为个案(10)


    六、小结与讨论
    格桑泽仁是一位在民国时期的边疆政治中影响颇大的人物。他的生命历程(1904-1946)大致与近代中国的“边疆一体化”工程相始终:他的教育经历和流动机会正是清末“改土归流”的产物,他进入政坛的契机则来自国民政府寻找新的边疆社会代理人的需要,他早期激进的“一体化”理想体现了边疆地区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而他的思想矛盾和边政主张的转变则恰恰反映了多族群中国的历史传统对“民族-国家”体制的“一般主义”原则的抵制。在这个意义上,格桑泽仁的个体性困境与近代中国在重塑边疆秩序的努力中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是同构的。他的理想与命运的起伏,反映了“边疆一体化”这项“国家工程”本身的内在张力。
    “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政治体,其内部的多元性具有若干结构性的基础,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方式、语言宗教、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自然或历史性差异。在帝国体制下,基于“礼”的秩序维系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存。清代中前期作为多族群帝国的顶峰,将这种“特殊性”予以制度化,使其在普遍的帝国秩序中得以长期存在。
    晚清以降,中国开始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然而,变换了“国体”形式的“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安置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秩序。在初始阶段,以“边疆一体化”为代表的改革措施表现为一种取消“特殊性”的激进理想;但这一带有较强的“汉族中心主义”的理念在现实的历史情境中陷于困境,它在切断了帝国秩序中的横向纽带后,并没有建立起必要的纵向联结,反而激发了边疆地区的离心倾向。出于应对边疆危机的现实考虑,国家中枢在制度调整中表现出两种自相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在边政理念中仍坚持“一般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则在具体政策中添加“特殊主义”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式族群精英”的角色最好地符合了“国家”在调和“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时的需求。然而,正如格桑泽仁在这一过程中陷入结构性的身份困境一样,这种“调和”也没有帮助多族群的现代中国构建起一种新的、稳定的、达成多方共识的边疆秩序。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政权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对“一体化”的国家中的“特殊性”再次予以了“制度化”的确认;同时,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少数族群精英成长起来,成为凝聚多族群中国的重要力量。这一新的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贯穿民国始终的边疆危机,反映了现代中国在探索“多族群的民族-国家”的可能形态上取得了重要进步。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制度的有效性,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和计划经济体制这两项“一般主义”的基础性制度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的日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一体化”要求与多族群政治体的“多样化”现实间的矛盾再次以各种各样的新形式呈现出来,这也构成了今天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最引人关注的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中国的边疆与族群秩序重塑的重任还远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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