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族群精英与近代中国的边疆秩序——以民国时期的康巴精英格桑泽仁为个案(1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03 《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 王娟 参加讨论
王川，2009，《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娟，2012，《“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 王娟，2013，《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2期。 王娟，2016，《化边之困：20世纪上半期川边康区的政治、社会与族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韦伯，2004，《韦伯作品集II：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佚名，1929，《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指令第二一四号》，《行政院公报》第11号。 佚名，1930，《格桑泽仁有主西康说》，《绥远蒙文半月刊》第7期。 札奇斯钦，2005，《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李玉柱、李勤璞整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0，《康藏纠纷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6）（7），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2，《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1994，《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甘孜州文史资料集萃》第1-2辑。 Gowricharn, Ruben2001. “Introduction:Ethnic Minorities and Elite Form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Vol.2, No.2. Peng,Wenbin 2002. “Frontier Process,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Movements forKhampa Autonom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Epstein, Lawrence.eds. 2002. Kham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Leiden, Boston & Koln: Brill. [1]所谓“边疆一体化（frontier integration）”，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包括在各边疆少数族群聚居区允许或鼓励汉人移民进入，进而推行屯垦、设置流官、兴办官学，乃至最终改建行省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清代晚期在新疆、内外蒙古、东北和藏区这些自治地位较高、整合难度较大的边疆地区推行的相关举措，具体包括19世纪中后期内外蒙古和东北地区逐渐开放垦禁、内蒙古部分地区设立州县、1884年新疆建省、1905年川边改土归流、1906年西藏推行新政和1907年设立东三省。这一系列措施以行政体制为骨架，包含了在经济、文教乃至身份定义等诸方面的一体化改革。 [2] “蒙藏学校”是民国时期一系列由中央政府在内地主要城市开办、专门招收蒙藏地区青年的特殊教育机构。最早的“蒙藏学校”于1913年设立于北京，1928年后更名为“国立北平蒙藏学校”。1930年，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内专门附设“蒙藏班”，直隶蒙藏委员会；1933年，“蒙藏班”改组扩建，由教育部接办，更名为“国立南京蒙藏学校”。抗日战争期间，“蒙藏学校”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改称“边疆学校”。 [3]康区为藏文明的三大人文单元——卫藏、安多、康区——之一，主体部分为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当地的土著居民使用藏语康方言，信仰藏传佛教，自称“康巴”，为藏族内部的一个亚族群。在清代“内地—藩部”的二元体制中，人文意义上的康区并无单独的行政建制。其西部隶属“藩部”，为西藏地方政府辖下的四大呼图克图领地；东部隶属“内地”，为四川省雅州府打箭炉厅，在打箭炉同知节制下，由122个世袭的土司家族“自治”。在民国时期，康区的核心地带曾设立“西康省”，因此，这一地区又常被称作“西康地区”。 [4]在“改土归流”过程中，除由清廷官员设立了“官话学堂”和“初等学堂”外，1908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巴塘设立了一所教会学校，一直开办到1932年，成为康区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5]巴塘地区在“改土归流”后更名“巴安”，1951年，又改回“巴塘”，本文为行文统一起见，除涉及专有名词（如巴安县立小学）外，都使用“巴塘”。 [6]这里的“边人”一词，来自格桑泽仁于1945年出版的政论集《边人刍言》。 [7]在1928-1932年，刘文辉为四川军阀的“四巨头”之一，兼任四川省主席和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防区达70余县，西康地区仅是其中较不重要的一部分。1933年，刘文辉在川战中失败，失去了大部分防区，军政生涯几乎断送，西康地区成为其仅存的势力范围。 [8]同一时期发生的内蒙古自治运动所呈现的正是这种逻辑。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在由内蒙古地区的“旧式精英”领导的自治运动中，“自治”主张是与“建省”方案针锋相对的，甚至可以说“建省”压力构成了“自治”运动爆发的因素之一。在领导自治运动的蒙古族王公的观念里，热、察、绥三区建省是对传统的蒙古地方行政组织——盟旗制度——和“旧式精英”的政治权力的摧毁性打击，而正是这种传统制度与政权体系构成了“蒙古人”作为一个族群的重要标志。相关内容可参阅卢明辉，1980，《蒙古自治运动始末》；札奇斯钦，2005，《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9]西康地区在藏文中被称为khams，“喀木”即清代中前期对该词的音译，清末改译为“康”；又因该地位于西部边陲，清末主持川边改土归流的赵尔丰遂提出“西康”之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