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志愿军一线部队经3次战役后，兵力严重减员(一个团只有600～700人)，官兵疲劳，后勤供应跟不上，而原准备在下个战役使用的第二批入朝作战的第3、19兵团还没有赶到，准备为一线补充的4万战斗骨干和8万新兵也没有到达。在兵力数量上敌我几乎相等，在装备质量上却存在很大差距。更危险的是，根据以往经验，联合国军此时应不会发起进攻，因而志愿军应战思想准备不足，一些部队作战位置也不利。此正是志愿军最不愿意作战，也是最不利于作战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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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25日，彭德怀收到美军即将发起反攻的情报。27日，彭德怀要求部队“停止休整，准备作战”。并电示毛泽东，大意是美军开始反攻，企图攻占汉城，推进至汉江南岸，我军弹粮全无补充，请求北撤15～30千米，必要时放弃汉城、仁川。但次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不但不同意部队后撤，而且指示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目标是“三六线”上的大田和安东，在“三六线”附近休整。彭德怀心里很清楚，目前部队根本无力打到“三六线”，要在那里休整部队更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如果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连已经占有的三七线能否保住都是问题。撤退，是军事的必要，但政治上不允许;进攻，在军事上不现实，但在政治上需要。军事服从于政治，彭德怀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指示，第四次战役只能硬着头皮打。但彭仍提醒毛：“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战役是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彭德怀的总体意图是“西顶东放”，阻美打韩。西线以中朝现有的3个军(军团)阻敌于汉江南岸，而东线则放敌人进来，然后以6个军(军团)分割歼灭之。“如果反击得手，可制止敌人的进攻。如反击不顺利，敌人将继续前进，我则准备退至三八线以北地区”。(《杜平回忆录》)可以说，这一部署并非按毛泽东的要求向“三六线”进攻，而是企图通过阻击和局部的运动防御，迫使敌人停止进攻的权宜之计，也是一个可行之计。
针对美军进攻部署，彭德怀勾画了一个死死顶住西线，于东线打反击的初步设想，如果反击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志愿军败退的局面，还可能令联合国军的攻势停止。但在东线组织反击行动，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东线联合国军北进的位置要形成前突态势，以利于我侧击;二是参加反击的部队能够及时到达进攻出发地域，及时对敌发起攻击;三是在西线打阻击的部队必须把攻势凶猛的美军阻止在汉江以南，如果在向东线调动部队时西线的阻击防线垮了，整个战线就将全面崩溃。而砥平里，正处于东线和西线的接合部上，正如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东线的进攻，一头挑着西线的防御，砥平里的得失，直接关系战役的成败。正如彭德怀战前对此战的预计：“砥平里地区据已知敌军为美第2师、24师各一部及法国营合计为8到9个营，如我攻击该敌一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利川地区之英第27旅、南朝鲜第6师及原州附近的美第2师38团与美第7师均可来援，南朝鲜第5师、8师与空降兵第187团亦会策应。假如我两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水原防线之美军亦可能抽出2至3个师东援，这样万一吃不下，打成消耗战，甚至洪川至龟头里公路被敌人控制，则我将处于极为不利情况，这一步必须充分估计到。”
“以我之短击敌之长”
砥平里之所以是关乎战略战役成败的战术要点，是因为它位于美第9军和第10军两个重兵集团接合部的交通会合点，处在威胁我南汉江桥头阵地左侧的位置上。如果志愿军一举夺取砥平里，不但能威胁正在进攻我南汉江桥头阵地的美第9军右侧后，还能进一步向骊州等地区发展进攻，李奇微的战线就会全线崩溃，西线美军也将丧失进攻的支点，非大幅后撤不可。因此横城反击胜利后，为扩大战果，进一步阻止敌军战役攻势，“邓指”(即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兵团指挥部)决定机动兵力从两个方向对砥平里进攻。一个方向由第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统一指挥，在北线和东线发起主攻;另一方向由第39军指挥的西、南线负责助攻。
面对越来越恶化的局面，驻守砥平里的美第23团团长弗里曼上校为避免被围歼，反复提出要立即撤走，并得到其上级的同意，却遭到李奇微的坚决反对。李奇微认准了“砥平里是阻止中国军队前进的关键所在”。美国公开史料评论说:“砥平里的攻防是决定敌人二月攻势成败的关键”，指出:“如果砥平里陷落，第8集团军将全线陷入崩溃。”所以，李奇微坚决反对撤出砥平里，决心死守，他给第10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砥平里是个坐落在小盆地中的村庄，小盆地四周都是小山包，是很好的防御地形。但沿山脊构建防线将有18千米长，守军兵力不足。因此弗里曼决定将兵力部署在砥平里和周边平原起伏地，形成环形防御。防御前沿挖了壕沟，埋设了防步兵地雷，阵地内配备了榴弹炮、迫击炮和坦克。前沿前两道铁刺网间设有梅花形拉雷群，内外安装有照明弹装置，并在便于接近的地段泼水结冰，制造了难以爬越的冰区。砥平里的环形防御经过10天的紧张构筑，已形成野战坚固阵地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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