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29 《全球史评论》2018年第 刘文明 参加讨论
三 “帝国"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史 中国古代的王朝能否称为“帝国”并以“帝国”范畴加以分析?上述第三种观点对此是断然否认的，认为“帝国”作为一个西方概念，不能用于描述中国历史。但是，第一、二种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市场，许多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清史的学者，均从这两种视角来理解“帝国”，把“帝国”概念借用到了中国古代史研究当中。就清史研究而言，把清朝称作“帝国”并以“帝国”范畴来分析的著作比比皆是，例如罗友枝的《末朝皇帝：一部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1998年)；菲立浦·弗瑞的《规划承德：清帝国的景观事业》(2000年)；米华健等人的《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2004年)；柯娇燕的《孤军：晚清最后三代满洲人与清帝国之灭亡》(1990年)；《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1999年)和《帝国之于边缘：近代中国文化、族群性与边界》(2006年)等。欧立德还专门撰文《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讨论这一问题。 欧立德在该文中对早期欧洲人称中国为“帝国”和中国人使用“帝国”一词的历史进行了简要考察。不过，他把清朝以前的中国称为“传统中国”，因此他讨论的是清朝之前“帝国”一词是否适用于中国。显然，他提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凸显“清帝国”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在他看来，清朝作为“帝国”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他在论文中突出了两点：一是声称马可·波罗以契丹语Catai(英文Cathay)一词指称的帝国，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国，是中原北部疆土一带，而不是Seres指的中原疆土。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今天覆盖“中国”一词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称“蛮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尽管利玛窦以及其他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仍然不把“大明”视为帝国。二是他强调“在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日语两版本中，清政府都清楚列为‘大清帝国’——这亦是第一次‘帝国’一词在官方文献中指称清朝”(37)。这就从反正两个方面突出了清朝是“帝国”。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关于马可·波罗把中国描述为“帝国”，我们要考察他对Empire而不是Cathay一词的用法，这样才能理解他在游记中所说的“帝国”及其地域范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忽必烈为Great Kaan(大汗)的同时，也称他为Emperor(皇帝)，还在多处把他统治下的国家称为Empire(帝国)(38)，也就是把元世祖统治下的元代疆域称为“帝国”。而且，马可·波罗所游历的许多南方城市(即他所说的“蛮子地域”)，都属于元世祖统治下的元朝。因此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帝国”包括他所说的Cathay(契丹)和Mangi(蛮子)地域。因为这两个概念是元代统一之前遗留下来的称呼，反映的是南宋时期中国地域上民族政权分立的情况，虽然马可·波罗沿用了这两个名称，但他所看到和游历的是一个大一统的元朝，即他所说的“帝国”。在此笔者需要说明的是，马可·波罗可能是最早用欧洲的“帝国”概念来描述中国王朝的西方人，但这种概念借用是不恰当的。其次，关于清朝自称“帝国”的问题，要把清政府的马关谈判和签订《马关条约》放在当时整个世界“帝国”话语中来理解。19世纪末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在当时是一个反映国力强大的正面概念，被称为“帝国”者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强者。正如多米尼克·列文所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大多数欧洲人(除了那些自身屈从于帝国的人)来说，帝国是一个正面(positive)概念。在强国和弱国分化日益扩大的时代，当弱者似乎注定要边缘化或灭亡，成为帝国就是要变得强大。”(39)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清政府也希望挤入世界强国之列的背景下，在日本自称“帝国”并日益强大的参照下，我们不难理解清政府此时表现出来的赶“潮流”言辞，以“帝国”之称来掩盖其甲午战败暴露出来的虚弱。当然，这也不排除当时清政府为了面子上的“平等”，相对于“大日本帝国”而言，觉得用“大清帝国”一词才是得体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在此特定时间和情境下出现的“大清帝国”是名不符实的，其实是只有“大清”而无“帝国”。恰恰相反，许多学者认为甲午战争之后正是中国的国族主义兴起和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开始。 韩国学者白永瑞不仅把中国古代放进“帝国”的框架，甚至将“帝国”概念应用于中国近现代。他在《中华帝国论在东亚的意义：探索批判性的中国研究》一文中探讨了把中国作为帝国的话语，即朝贡体制论、文明国家论和天下观，并提出“帝国”是说明中国的重要概念，以“帝国”话语来理解中国具有四个优点：“虽然帝国这个概念是由西方提出的，但这一概念有助于说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特殊地位，起到强调其独立性的作用。这正是帝国话语的第一个优点。用帝国话语来理解中国时，我们能获得的第二个优点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研究中国史时容易陷入的问题，即传统和近代的二分法(dichotomy)，进而注意到传统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第三个优点是，可以确保一种将中国这一帝国与古今中外的诸帝国进行比较、分类的世界史的视角，即便这种比较仅仅是形式上的。最后一个优点是，可以充分显现出中华帝国包容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原理或运作方式，也就是膨胀与宽容相重叠的帝国的运作方式。”(40)不过，这不是一篇严谨的历史学论文，将西方的帝国概念嫁接到中国的朝贡体制，并且在论证中缺乏时间维度和历史感，似乎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发生变化，都可以用帝国话语来解释。 关于中国史研究中的“帝国”概念，尤其是针对欧立德的看法，国内一些学者开展了讨论。曹新宇、黄兴涛在《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中，探讨了欧美中国史研究中的“帝国”困扰及其由来，提出“中华帝国”称谓于16世纪在欧洲确立，17世纪初在欧洲流行，因此“早在清朝人关之前的明朝时期，欧洲将中国称之为‘中华帝国’的做法已经确立并初步流行开来。”(41)陈波在《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1516—1688)》一文中也提出了与欧立德不同的看法。他通过对欧洲建构“中华帝国”话语的历史考察，以确凿的史料证明了欧洲人在明代之前称中国为“帝国”的先例，并指出：“我们没有发现欧立德所说的欧洲学者在17世纪时以是否统治多民族来认定中华是否为帝国的证据。这不是当时帝国的定义性特征，而是最近的发明。”(42)李扬帆也对“中华帝国”论持批评态度，他在《“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误读的天下秩序》一文中指出：“称传统中国为‘中华帝国’是对中国王朝的误读，无论是英文的‘empire’还是古汉语的‘帝国’，用来称呼中国王朝都是误称。比如，由于清朝多民族共建的特殊性和庞大的地域特征，新清史学者将清朝与英帝国进行对比研究，把欧洲帝国的历史理论用于解读清朝的性质，认为清朝的帝国构建具有亚洲内陆帝国特色，清帝国和英帝国‘各怀有天下情结’，都在各自建立其‘主权想象’。或者认为清王朝具有‘殖民主义’特征而认为清朝中国是帝国。”(43)另外，李爱勇的《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44)一文对“新清史”作了介绍，并对“清帝国”概念问题也稍有论及。 然而，国内也有学者赞同将中国古代王朝称为“帝国”，例如，葛兆光在《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一文中就认为，关于传统中国是不是一个“帝国”，不必纠缠命名或概念，应当着重观察历史，秦汉以来的各个王朝往往试图超越汉族中国的核心区域，对外开疆拓土，这就符合西方学者所界定的“帝国”的特征。如果从全球史视野，把欧洲、亚洲都放在早期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来观看，就不会把清王朝的历史看成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二十四史之后的一个王朝史，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此起彼伏、交错往复的图景，这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后一个世纪的各个帝国的竞争与冲突中，大清帝国成为失败者，渐渐成为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欺负的弱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几千年即秦汉唐宋元明以及衰落之前的大清，不是一个具有‘帝国主义倾向’的帝国。”(45)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史是否适用于“帝国”概念，首先是一个概念的翻译问题。用一个西方概念来描述中国，首先要把这个概念转化为中文词汇，然后赋予这个中文词汇以西方原有概念的含义，再以它作为一个概念工具来描述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就实现了跨文化的运用。通常，这种概念的跨文化运用存在两种情况：其一，对于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一些概念，即使在不同文化中也具有较大的通约性，因此可以从两种文化中找到含义非常接近的词汇而实现互译，从而达到概念的借用。其二，对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中的一些概念，由于文化差异而通约性较小，这样就很难在两个异质文化的社会中找出意思几乎可以互换的词，翻译也就遇到了跨文化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么通过音译以保持原意，要么凑合着找个近义词来翻译，但这种翻译会使原意大打折扣。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并以此来指代这种实践，在不同的社会尤其是古代社会中，精神生活的差异要远大于物质生活的差异，因此思想文化领域中概念的翻译要困难得多。笔者认为，“帝国”这一概念就是如此。 如前所述，西方的“帝国”一词源于古代罗马的imperium，其含义经过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继承发展，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西方，作为一种“帝国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西方文化中。罗马帝国与汉朝的时间大致相近，也都是在一种权威统治下由众多族群生活于其中并拥有庞大的疆域，但在思想文化和政权理念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罗马与汉朝虽有丝绸之路的沟通，但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交流应该还不存在，各自思考问题的概念工具都是彼此独立的。因此，当西塞罗说imperium populi Romani之时，很难从董仲舒的言辞中找到类似的想法；当奥古斯都说imperium Romanum之时，也很难从汉武帝的思想中找出类似的说法。简言之，imperium是一个罗马的独特概念，与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概念都具有很强的不可通约性，由它演变而来的empire也同样如此。这就是为何严复最初在翻译empire时，将其译为“英拜尔”而不是“帝国”。他在1902年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其中讲到“此为欧洲兵制置用额兵之始，亦即为一国并兼数部号英拜尔之始”。他对此加注释说：“又，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王皆称帝者也。”(46)也许在严复看来，empire一词只有音译为“英拜尔”最恰当，其他译法不能表达其原意。因此他只在注释中说明有人将其译为“帝国”，但他在正文中并没有采纳。而且，他在举例说明英拜尔有哪些国家时，也没有列举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由此可见他并不认为这一概念适用于中国。 中文中的“帝国”一词，一般认为较早使用的是隋朝王通的《中说》，其中提道：“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47)这种用法在一定意义上与empire有相近之处。但此后这一词汇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很少使用，即使偶有提及，也没有沿用这一含义。例如，北宋周邦彦的《看花回》提到“云飞帝国，人在天边心暗折”(48)。南宋岳珂的《木兰花慢》中有“如今梦回帝国，尚迟迟、依约带湖光”(49)。这里的“帝国”均应是指京都。因此，中国古代原有的“帝国”一词，并不能反映西方文化中由imperium一词留下的帝国理念。反过来说，像西方empire具有独特文化含义一样，中国的“帝国”也具有其独特性。所以罗素·福斯特明确指出，当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起航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路线时，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们遇到了一些完全陌生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哲学，其结果是，他们运用其欧洲的政治框架来理解非欧洲的政治制度，根据欧洲的概念来描述非欧洲的概念和社会，将它们插入一个只在欧洲才有的体系中，“中华帝国”这一概念就是欧洲人把西方的概念强加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政治结构上。“把‘empire’(帝国)、‘emperor’(皇帝)和‘imperialism’(帝国主义)等词用在中国显然是不准确的，这样做不仅荒诞地以欧洲为中心，而且中文概念也与这些西方词汇的含义不相符”(50)。因此，他倡导用本土概念来解释本土历史，认为是时候开始使用非西方社会自己的词汇来描述非西方社会了。因为当学者们将一个西方词汇用于非西方政治历史时，它不能表达非西方政治历史的微妙之处，而本土词汇却能将这种失去的东西反映出来。 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中国学术日益融入世界学术交流之中，如何用中国本土概念来讲述中国历史故事，形成自己的历史解释话语体系，是一个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史研究者值得重视的问题。当然，西方历史及其概念工具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参照系，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正是在这种参照下才有可能得到较好的理解和解释。问题是，这种理解和解释不应来自西方，而应来自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 综上所述，西语中的“帝国”概念渊源于古代罗马的imperium，它的丰富内涵作为一种帝国文化遗产在西方世界被传承了下来，因此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到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近代殖民帝国，都始终存在一种“帝国的理念”，这种理念包括如下几个基本要素：合法的统治权威，由多民族构成的广大领土，以“责任”和“使命”相标榜的普世追求。然而，一些西方学者无视西方“帝国”概念的历史性及其文化内涵的独特性，只把帝国当作一种国家形态或类型进行抽象归纳，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世界历史上不同地区丰富多样并各具特色的大国，统统冠之以“帝国”之名，由此造成了“帝国”概念在当代的滥用。将西方含义的“帝国”概念用于中国史，也可以说是研究者从客位视角给中国古代王朝贴上了一种外来标签。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一种以中国学者为主体、以本土概念为基础的话语体系非常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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