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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学:以崭新的视角助力探源中国古代文明(4)


    不断推进简帛学研究的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简帛学的研究已为文史研究带来全新的面貌,简帛资料为简帛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重新研究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从您所在研究领域与工作经验来看,对于简帛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哪些建议?
    张德芳:过去我本人主要致力于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甘肃出土简牍的整理出版,二是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建设,三是同西北师范大学合作培养简牍学人才。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收获显著。历时五、六年整理出版了《肩水金关汉简》,重新整理了《居延新简》,完成了《甘肃秦汉简牍集释》,翻译出版了《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2018年整理出版了《地湾汉简》,2019年整理并已交付出版1998年出土的新简《玉门关汉简》,待《玉门关汉简》出版后,可以说所有甘肃境内历年来出土的各类零散简牍都已悉数公布。所剩的大宗仅有《悬泉汉简》,2019年出版第一辑,2020、2021年将陆续跟进,很快将所有汉简全数整理出版。同时,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建设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如今主要的前期工作已经完成,建设用地、建设资金、规划设计都已到位和完成,期望不久的将来,一座设施现代、功能齐全、内涵丰富、设计新颖,融收藏、展示、整理、研究为一体的现代博物馆矗立在西北大地。从2003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现在一些毕业的硕、博士研究生已陆续成为教学科研单位的骨干。当然,随着上述工作的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团队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以后我个人的工作重点将由整理转入研究,对西北汉简所涉及的丰富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杨振红: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感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必须进行取舍,所以将缩小研究范围。我目前主要关注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转型,三代宗法分封社会发展演变为统一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的根源,以及当时人的生存状态和观念世界等。这些历史探索必须依托新出简帛资料的研究。未来在简帛学的研究中,将重点致力于出土法律简、《苍颉篇》、秦汉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秦汉赋役财政制度的研究工作,争取为推进简帛学的发展与完善尽绵薄之力。
    赵平安:在简帛整理工作中,首先,随着基本建设的展开,简帛资料的频繁出土正在不断刷新着简帛资料的数量,对简帛的抢救性发掘、保护及如何迅速明确权责,组织精干团队,及时推出相关发掘整理报告是相关工作人员最迫切、最基础的工作;其次,要有序展开简帛的二次整理工作。一些重要的简帛资料,整理报告已发表多年,囿于当时的条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重新拍摄清晰照片,结合新知,整理出代表当代水平的二次整理报告,穷尽推出原始资料是十分必要的。裘锡圭先生主持整理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但这类工作应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要稳扎稳打、理顺关系,确保整理报告的质量;再次,简帛整理要处理好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分工负责,集体讨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在李学勤先生的主持下,清华简的整理一直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模式。一个好的整理报告,执笔整理者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要把握正确的方向。此外,应结合集体讨论的方式细化和深化研究内容。在整理报告完稿、提交出版以前,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集中讨论,是提升整理质量的特别有效的办法。简帛资料整理工作应创新思维方式,结合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走出简帛研究的定式,创新简帛研究工作;最后,应加强简帛整理、研究后备人才队伍的建设。简帛资料具有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整理难度大、对从业者素养要求高的特点。尤其是简帛的整理工作是经验性的,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调动年轻学子积极参与简帛相关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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