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历史学研究生的经验与教训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49 历史教学 马克垚 参加讨论
《历史教学》杂志要我写一篇文章, 谈谈培养研究生的经验, 这叫命题作文, 但我感到实在写不好这个题目, 心中不免惶恐。我教的是世界中古史, 在我国是一个小学科。直到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搞外字号学科的, 包括外国经济、外国政治、外国历史、外国法律, 甚至外国文学的, 都因为长期闭关锁国, 缺乏图书资料, 去外国学习、和外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很少, 所以十分落后, 和外国的差距较大。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外国历史的, 记得毕业后一进世界历史教研室, 杨人楩先生就对我们说, 在中国, 你最多能搞点中西关系史。他老人家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不过当时是自己不能选择专业, 只能硬着头皮搞下去。自己本身就是半瓶子醋, 没有多少水平, 后来奉命培养研究生, 更感到力不从心。我教研室 (世界古代史教研室, 包括上古史和中古史) 同仁起初招收硕士生时, 相约每三年招收一次, 这一班毕业后再招新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科冷僻, 毕业后工作不易对口, 另外也感到自己教学生的能力不强, 自己尚且昏昏, 何能使人昭昭。后来教学、科研都要计算工作量, 我一次也只招一个学生。这样准备时间比较多一些, 还可以对付。 无论如何, 自己也招收过一些研究生, 他们也都合格毕业了。但检讨下来, 我的培养经验不多, 教训不少, 经验与教训有时也不易区分, 说出来请大家参考。 我认为, 要做研究生 (这里就说博士研究生吧) 的老师, 不但要有学术方面的准备, 更要有思想准备。思想准备可分两点, 第一是要破除九斤老太思想, 第二是要破除崇洋媚外思想。先说第一点。 中国有两个传统, 一个是尊敬老师, 尊师重道, 另一个是尊老敬老, 这两个传统我认为是很好的。但事物总有两面性, 它也有副作用, 其显著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使人感到老人、老师都比年轻人有学问, 比年轻人强, “姜是老的辣”, “九斤老太, 一代不如一代”。在我国史学界, 就是形成了大师不可逾越的思想, 我们当学生时代的大师是三老, 郭老 (郭沫若) 、范老 (范文澜) 、翦老 (翦伯赞) , 他们的著作、主张, 可以说都是对的。后来三老不行了, 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胡适诸老, 这些老的气势, 比前面的三老可大多了。许多人可以说对之顶礼膜拜, 特别是陈寅恪, 纷纷争着以当过其弟子为荣, 他有弟子, 还有再传弟子, 三传弟子, 闹得不亦乐乎。我认为, 这些“老”都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或者可以说是很大的贡献, 但都有个时代的限度。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他们是领先者, 是先知先觉者;他们也都有其过人之处, 或记忆力惊人, 或理解力出众, 但不能将之说得神乎其神。“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领亿万年的才人是没有的, 领数百年的才人也十分难能可贵。 关于崇洋媚外思想, 在我们搞外国史的人这里也很突出。外国的大师就更多了, 什么韦伯、皮朗、瓦勒斯坦、布罗代尔、麦克尼尔, 可以说数不胜数。这些人也是值得尊敬的, 他们确实也大都是开创一代新风, 在世界史坛上发生重大影响、形成某种学派的人物。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就是不能逾越的, 只能学习, 不能质疑, 不能批评的。他们的学说有其优长, 也有其不足之处。还有一个怪异之处的, 是我国对西方汉学家的态度。现在的汉学家以美国的居多, 他们的书被大量翻译过来, 介绍者也都说他们是如何如何了不起, 甚至一些二三流的汉学家也被吹的很高。但是介绍者多, 对话者少, 我国的中国史学者并不, 或者很少和他们进行讨论。外国的汉学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其研究成果可能会提出一些供我们参考的观点, 当然也不能以为他们有多么多么伟大。可是翻译过这么多的书, 我们应该读一下、评论一下吧。也许我孤陋寡闻, 见到的不多。使我奇怪的是, 彭慕兰写了《大分流》, 对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提出了问题, 和他讨论的是同为汉学家的黄宗智 (当然他是华人) , 他们的讨论文章登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上, 我国的史学家却似乎没有怎么参加。 由于社会崇老敬老, 有些人自己当了老师以后, 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 觉得自己也就了不起, 或者因为岁数长了几岁, 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就飘飘然起来, 自以为也是大师了, 起码也是“准大师”, 当然比学生强, 而且一代一代都不如我, 不但现在学生不如我, 将来他们也不能超过。我想, 就拿博士生说, 原则上他定然不如老师, 应该向老师学习, 但是不但他将来很可能超过你, 就是现在也许在某一点上就比你强。他集中精力, 三年、四年写一篇论文, 他读的书, 思考的问题, 可能你这个老师也还没有读过、思考过。在这一点上他就比你强。应该知道, 如果我们的学生都不如老师, 那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 我们的学术势必倒退, 如何还能进步呢。 我不敢说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思想准备十分充分, 当老师的态度十分端正, 不过我可以说, 在培养学生时, 在和年轻人讨论问题时, 我是努力批判九斤老太思想的。 我培养研究生时, 首先要给他们上课, 主要是两门课, 一门是我自己研究的、熟悉的领域, “西欧封建经济研究”, 这个课程内容比较宽泛, 包括西欧封建时代的各种政治、经济结构, 以及其发展变化等, 这希望能对学生起一些引导作用。另外一门课是西欧中古史的史料学与史学史, 这是学生进入研究领域的基础。史料学的介绍包括中古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史料, 只能举其荧荧大者;史学史课程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 研究者必须掌握你所研究领域内, 前人做过什么工作, 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结论, 这些看法和结论是如何得来的, 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和有什么不足之处。外国史学流派纷呈, 相互辩难、争论者众多, 要让学生知道这些流派之所以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要和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结合起来考虑。学生掌握了这些相关知识, 就知道自己的研究应该从何处入手, 不会重复别人的工作, 也不会被别人的成果牵着鼻子走。但这门课很难讲授, 许多史料我见都没有见过, 也读不懂, 只能根据别人写的史料学, 综合取其有用者加以利用。史学史同样困难很大, 各种史学流派观点错综复杂, 它们如何形成与演变有时实难弄清楚, 自己也没有将各种重要流派著作都阅读一过的能力, 所以依然是从人家的史学史著作入手, 选择自己需要的, 从正反两面综合分析, 得出一些看法, 教给学生。这样的课程讲授可以说不怎么合格, 但我可以充分自信地说, 我没有以崇洋媚外的观点讲授这门课, 而是教给学生对大师们要有一个批判的态度, 不要叫他们吓倒。 除了我自己上的课外, 我也鼓励学生听一些其他老师的课, 特别是中国史老师的专门课和外系老师的课。不过回想起来, 我这方面的引导做得不够。我自己深知, 学历史学, 不能局限于历史, 还必须有法律、经济、政治、社会诸学科的基本知识修养。这样才能有宽广的学术视野, 对本学科的内容有深入了解, 知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哪里, 也知道如何综合运用各门社会科学之相互关系, 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深入发展。 西欧由于历史的原因, 其中古时期发达的学科是法学, 历史学中诸制度史的论述, 如政治、经济等, 无不渗透有法学的基本概念。法学讲究定义明确, 概念准确, 在法庭上和别人辩难失败, 就会输了官司。所以西欧史中法学的影响很大, 没有法学基本知识, 有时很难正确了解书中的内容。经济学更是研究历史应该有一定基础的辅助学科, 不了解经济基础, 其他诸上层建筑也不容易了解。西方经济学学派众多, 古典经济学还比较容易一些, 后来的如什么制度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等, 需要有很多数学知识, 文科学生学习就更不容易。我上大学时, 是全盘苏化, 教学计划完全以当时苏联的样板安排。各系的课程排得很满, 基本没有时间学习一点其他系的课程, 所以缺乏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后来进入封建社会史研究的领域时, 感到需要这些方面的知识而努力补课, 可是补课也不容易。法学的名词、概念弄懂就不易。经济学则我连初等数学都快忘记了, 高等数学也学不会, 所以这方面的补课也没有补上多少。 我在课堂上, 倒是让学生知道研究历史懂得其他社会科学, 如法学、经济学等的重要, 也简单地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可是没有让同学更自觉地向其他相关系的老师学习, 到那里听课、进修, 或者规定应该有一定学分等, 这是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 社会本来是一个整体, 将其分门别类进行研究, 有其好处, 但也带来一些问题, 那就是难免机械地割裂其内容, 不能辩证地看问题。而且学科越发展, 就越发现和其他学科有关系, 例如历史学中有经济学的内容, 原来历史学只注意其政治方面, 经济的内容偶然出现, 也不引起大注意。经济学发展了, 历史中的经济内容就需要深入研究, 历史学就和经济学结合紧密, 所以现在大力提倡跨学科研究。需要注意的是, 从文科说, 我认为, 跨学科不是说你将两个学科放在一起, 成立一个什么跨学科中心、研究所之类, 就算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了。人缺乏跨学科的知识, 这个学科还是跨不过去的, 并不能产生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要让学生掌握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之所在。 我还有一个做得不够之处, 就是没有带学生一起读一些经典史料。我知道中国史的先生们有一门课, 就是和学生一起读史料, 如取《史记》中某些篇, 让他们仔细阅读、分析, 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 这样有助于学生的分析批判能力。由此学会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也很想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我自知此乃力所不逮, 就放弃了。比如, 有名的萨利克法典, 是法兰克的基本史料。苏联学者对之做过十分专门的研究, 从它的版本考证起, 内容则一个字、词, 都有那么多的不同解释, 必须了解这些不同解释之由来, 然后与之商榷, 再做出自己的解释。我只查到这一法典的部分英译, 还有全部的俄译, 如何可能从二手研究原始史料呢。 研究外国古代史, 必须学习外国的古代语言、文字, 如埃及学应该学习象形文字, 亚述学应该学习楔形文字, 西欧中古史则应该读懂拉丁文。我让学生向有关学者 (校外或系外) 学习拉丁文, 但时间不多, 他们也只能入门, 知其皮毛, 再靠自己努力加强、深入。学习外国历史, 外语之重要, 是应该十分强调的, 但当时限于条件, 强调得不够。现在我们教研室的外语教学条件可好多了, 专门开设古希腊语、拉丁语的教师, 就有好几个, 可以开出不同程度的这些语言课。有关教师带着学生读原始经典史料, 已经成为正式的课程。这样就十分利于培养学生的古代外语水平。我教研室彭小瑜教授, 还联合其他系、所, 设立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从本科生开始, 让学生加强外语学习, 然后让他们直接攻读研究生, 以利于中国的外国史人才培养。 培养研究生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培养他的问题意识。教学要启发式, 不要注入式,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自己在上课中, 或者与学生的讨论中, 还能够注意向他们提出问题, 而不要老是自己回答问题。给本科生上课时, 我的口头禅是“这个问题搞不清楚”, 将许多史学上的问题或者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摆给学生, 让他们思考。所以多年后老学生返校时, 还和我开玩笑, 说起当年的“搞不清楚”先生。我自己写的一篇论文,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 有人说全部都是问题, 是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分析与批评。我经常说起提出问题的重要性, 要学生学会提出问题;说提出正确的问题, 就是问题解决的一大半。如果根本没有问题, 或者老是提出不正确的问题, 那就必须找出其发生的原因, 帮助学生纠正。中国古代学者说过, “一物不知, 以为深耻”, 精神是可嘉的。但是哪里有无所不知的人呢。必须认识到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 不要老是想充当问题回答者, 而是要充当问题提出者。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第一步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宽厚的学术环境, 让他们自己思考, 自己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研究生应该自己给自己找寻研究的题目, 我不给学生出题目, 只给他们参考书目, 让他们读一些书, 自己定下题目, 再和我商量。学生要主动学习, 不要被动学习, 让学生顺着自己的兴趣、志愿发展。有一个学生, 他想写的论文我认为有难度, 但他愿意尝试, 就让他顺着自己的思路尝试一下, 后来他确实感到此路不通, 于是再做调整, 看似费了些时间, 但我认为却使学生摸索出自己的治学经验, 很有好处。还有一个学生, 要写一个妇女问题的论文, 我对妇女史可以说没有任何知识, 说我指导不了, 但学生愿意坚持, 我就同意她做这个题目。我的指导只能从一般方法上去做。但学生很有毅力, 仍然能够完成论文, 质量也不错。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学生以比较的方法观察、思考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什么“比较史学”, 只是以朴素的、直观的方法运用比较的方法。因为对于外国史, 我们固然是“他者”, 有情况不了解的缺点, 但是更有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的优点。我们思考的问题, 外国学者可能想不到。这也就是和汉学家看中国问题, 其角度和我们不一样, 有其优点, 也有其缺点同样的道理。比较当然可以是直接的, 例如我写过《罗马与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一文, 指出双方的奴隶制各有特点, 但也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对破除欧洲特殊论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也可以做隐性的比较, 我的学生写的论文, 大都是直接写西欧的, 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以中国的情况为参照系, 思考为什么他们是这样, 而中国不是这样, 问题于是就出来了。我的比较方法, 被别人称之为求同法, 因为我依然相信, 历史的发展千差万别, 各国家、民族的发展各具特点, 但其基本规律, 应该有其统一性。就是东方主义者主张东方要学习西方, 才能达到西方的水平和状况, 那同样是主张东、西方有其统一性的。“东方是东方, 西方是西方, 二者永远不同”的看法, 现在大概没有人再坚持了。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还有个因材施教的问题。人的禀赋不同, 才能各异, 学习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记得我在上大学时, 学期末必有考试, 考试时必然要记住老师教过的内容, 我们那时盛行背笔记的工作。我是将笔记看得很快, 必须看个七八遍才能记住。我的一个同学却说,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让他能看一遍笔记, 就绝对可以考得很好。简单的一个记忆力, 两人就有如此大的不同, 其他涉及理解、逻辑能力等, 那各人的差别可能就更大了。所以教师应该注意考查学生学习能力的短长, 发挥他的优点, 帮助他克服缺点, 就能使他较快地成长。我的两个学生, 一个是外语很好, 所以读过大量的书, 史料十分丰富, 但是历史学思维比较差, 写出的文章有点平铺直叙, 缺乏深度;另外一个是读书比较少, 但很善于思考, 可以提出许多问题, 并且根据简单的史料就做出结论, 不过因为根据不够, 也有论点难以成立的毛病。对前面的学生, 应该启发他学会思考, 训练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后面的学生, 则要他勤奋读书, 不要匆忙做结论。两人都纠正了自己的缺点, 特别是前面的学生加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能力, 逻辑归纳能力, 在本学科的研究中做出许多成绩。 现在流行的说法, 是中国学生不善于思考, 只会死记硬背, 所以我们培养不出大家;欧美的学校, 主要是指美国的学校, 学生学的如何活, 都善于独立思考, 培养出了好些人才, 得过多少诺贝尔奖等等。现在我们的教育, 学习美国蔚然成风, 一提就是斯坦福如何, 哈佛如何如何, 唯洋人标准是从。我没有研究过教育, 更没有在国外长期学习过, 但我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 可以提点不同意见。欧美的高等学校有长处, 我们应该吸取, 不过不要忘记, 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 生搬硬套一定行不通。现在是什么小班课、导师制、自由转系;对教师则有什么tenure-track (非升即走) , 更有某某名校教师提职称, 必须外国同行投票通过。我还没有听说美国的教师, 退而言之, 美国的汉学家提职称, 要中国同行投票的事。难道这是国际化吗? 我们当学生的时代, 确实有顺口溜, “上课记笔记, 下课对笔记 (互相对笔记, 怕记错) , 考试背笔记, 考完丢笔记”。那时教学手段落后, 许多课缺乏教科书、参考书, 只能老师讲、学生听。但那时也绝不是完全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现在教学手段已大为改观, 教师上课各有妙招, 启发学生思考、讨论。一般说来, 他们都会让学生学会主动学习的方法, 介绍他们以学科前沿知识, 让学生研读原始史料, 学会从史料中发现问题, 并且以中国情况为参照系, 考虑问题。所以培养的学生独立研究能力都很强, 怎么说不如人家呢。 说中国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 许多人已经说过不要迷信诺贝尔, 何况我们现在也有了诺贝尔奖得主。大家知道,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研究出的牛胰岛素, 也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的, 不过因为政治原因没有得。说我们大学培养不出大师, 也不对。我认为, 起码我们自己培养出两个大师, 一个就是陈景润, 一个就是王选。他们没有留过洋, 没有师从过什么外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再进一步说, 我认为, 大学是培养不出大师的, 只能培养中师, 甚至小师。成为大师有许多条件, 是要大学毕业后自己努力争取、奋斗得来的。有的大师不需要大学培养, 爱因斯坦, 没有人说他毕业的大学如何, 他却是大师, 大约无人敢反对。人的才智很是不同, 确实有人自学就能成为大师, 有的培养半天也成不了大师。我不是“天才教育论”者, 我只是说不要迷信外国。不宜妄自尊大, 也不宜妄自菲薄。愿与观点相同诸君共勉。 培养学生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地方, 就是注意发挥集体的力量。你是导师, 当然你应该主要负责培养学生, 可是一个人的知识总是不如几个人的多, 所以发挥集体教学力量也是重要的。例如我教学生时教研室有开题论证的环节, 学生将自己的论文题目、主要内容、史料情况等, 向教研室同仁做报告, 大家与之共同讨论, 这样不仅导师帮助学生考虑, 许多老师一起帮助他考虑, 论文可以进一步写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环节。其他的环节还有中期考试, 预答辩等, 都应该好好利用, 使之发挥作用。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培养研究生的体验。拉杂谈来, 不成系统。使我欣慰的是, 我这个导师不怎么样, 既不是严师, 更不是名师, 但我的学生却十分优秀, 他们早已超过我。他们大部分仍然从事中古史的教学、研究工作, 现在大都掌握两三门现代外语, 一两门古代语言, 能深入史料, 分析研究, 写出文章, 出席各种相关国际会议, 与外国同行相互讨论、辩论。他们完全达到和国外同行相对等的水平, 在国际史坛上崭露头角。当然还应该争取超过他们, 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派, 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奋斗目标。我所以写此短文的目的, 也就是将这一情况介绍给大家, 用实际例子批驳九斤老太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