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李墨文：跨界民族认同视野下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的治理(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8:11:07 《民族论坛》2019年第2期 赵刚 李墨文 参加讨论
二、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中的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因其民族特色和边疆特色, 一直以来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地域。国家坚持各地域一体化与民族地区特殊化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将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应用到朝鲜族聚居区, 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施行, 很好地解决了朝鲜族聚居区的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之间的差异, 推动朝鲜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通过整合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来稳定朝鲜族聚居区的局势和开始边疆治理的, 跨界移居的朝鲜族成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并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朝鲜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明确、具体, 标志着这一历史性转变的重大事件是1952年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 (1955年改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的成立。时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的朱德海明确指出:“延边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朝鲜族是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一定要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建设新延边”12。这是中国特色民族治理与边疆治理相结合的表现。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的那时起, 朝鲜族聚居区就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新时期。 其次, 在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中, 各级政府非常注重增强朝鲜族的国家认同, 使边疆治理在维护国家统一上发挥重要作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1985年制定, 2002年修订) 明确规定:“自治州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 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自治州自治机关带领自治州各族人民, 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 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把延边建设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巩固、人民生活殷实的自治州”。13 再次, 在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中, 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民族政策在朝鲜族聚居区的实践, 使朝鲜族的身份认同, “既具有朝鲜民族文化属性, 又具备中华文化属性”。14朝鲜族聚居区政府运用这两种文化属性, 一方面推动朝鲜族与汉族等民族开展经济文化交流, 特别是朝鲜族聚居区与我国南方发达省区的交流;另一方面推动朝鲜族利用跨界民族认同到韩国从事劳务和生产经营, 提高了朝鲜族的生活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朝鲜族跨地区和跨国流动中, 朝鲜族的民族认同出现了两种新变化:一是在与国内各地方的经济文化互动中, 朝鲜族自我的民族认同加深;二是在与韩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中, 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受到挑战。 最后, 在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中, 各级政府注重调整朝鲜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 避免产生认同危机。对朝鲜族认同整合主要通过两种力量, 一是通过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的快速提高, 维护了包括朝鲜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二是运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 保证朝鲜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平等地位, 形成朝鲜族与汉族等的“相互离不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连续五次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即是最好的例证。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在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中对朝鲜族认同整合更多地借用了市场的手段15, 治理的焦点是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对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在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中, 通过整合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来推进边疆发展和稳固,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学者朴今海16、刘智文17、李梅花18等人在研究中揭示了通过“治理”整合朝鲜族“认同”和利用朝鲜族“认同”推进边疆治理的成因、进程和功效。我们认为“治理”能够整合朝鲜族的“认同”, 但朝鲜族作为跨界民族, 其认同也受到“未知的”和“潜在的”多种因素影响, 给朝鲜族聚居区治理制造了一些难题。笔者认为, 朝鲜族聚居区的治理, 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要科学认识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对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国际敌对势力为了遏制中国发展, 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加剧, 而且政治图谋没有改变、方式手段更加多样”。19事实上, 朝鲜族聚居区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宗教问题。另外, 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 “高句丽”历史问题、“间岛”历史问题有时被提起, 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朝鲜族的历史观与国家认同。 第二, 要注重朝鲜族国内流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朝鲜族认同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一些朝鲜族人加快由聚居地迁往国内沿海城市、由农村迁往聚居区城市。有学者认为当前朝鲜族人口的“城镇化率能达到80%左右”。20大量朝鲜族人离开农村或传统聚居地, 既给聚居地教育与文化发展带来难题, 也弱化了聚居区朝鲜族认同的整合。有研究表明, 流入沿海城市的朝鲜族在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互动中其民族认同有增强的趋势。譬如, 青岛市朝鲜族曾向政府提出过设立以“朝鲜族”命名的“企业家协会、老人协会和女性协会”, “希望政府成立一所朝鲜族公立学校”, “希望相关管理部门配备一定数量的朝鲜族干部”21, 这些诉求大多没被满足, 引起了朝鲜族群众的不满。客观地说, 这些诉求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 但也反映出朝鲜族维护自身共同体意识的增强。 第三, 要关注朝鲜族在跨国流动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两面性问题。在民族认同上, 我国的朝鲜族在出国之初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对韩国民族的认同, 而在韩国从事劳务或发生跨国婚姻的过程中, 朝鲜族又清晰地感觉到自身与韩国人的区别, 朝鲜族的自我认同仍然浓厚。在国家认同上, 多项研究表明身居韩国的朝鲜族有着浓厚的中国认同。不过, 不可否认的是, 流动到国外的朝鲜族受中国的影响日趋弱化, 致其国家认同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第四, 要关注朝鲜族返乡创业人员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特点与变化。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的不完全统计, 到2016年, 延边州有11576人返乡, 9583人开始创业22, 其中绝大部分是朝鲜族返乡人员。总体而言, 朝鲜族返乡人员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应是非常清晰的, 他们认同中国和认同自身的少数民族地位。然而, 在聚居区治理中, 如果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解决他们在返乡创业中的问题, 就会使他们将聚居地与大城市、将中国与韩国进行对比,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他们对聚居地政府、政策的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