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李墨文：跨界民族认同视野下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的治理(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8:11:55 《民族论坛》2019年第2期 赵刚 李墨文 参加讨论
三、实现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与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 “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 “善治”对整个社会来说, “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 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 “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 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23对朝鲜族聚居区的“治理”, 离不开朝鲜族群众的积极参与, 协调好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与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内在联系就成为“善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 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用, 增强朝鲜族聚居区的国家认同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两者相辅相成。”2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需要在国家治理中不断完善和科学执行。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东北边疆设有两个朝鲜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总体而言, 朝鲜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满足了朝鲜族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诉求, 对维护聚居区内各民族平等团结、巩固边防和促进聚居区内经济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在边疆治理中,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也始终存在与跨界民族问题相结合的问题。一方面, 如果不能正确执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就会影响到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 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它之于边疆治理的效用。如有些人就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会使汉族产生被剥夺感, 也会使受惠少数民族产生“变相歧视”感。25毋庸置疑, 这些论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从当前朝鲜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情况来看, 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 朝鲜族聚居区内朝鲜族人口快速减少的问题。也就是说, 聚居区内大量朝鲜族人口外流, 已经危及朝鲜族作为区域自治主体民族的地位。第二, 大量高素质朝鲜族人离开聚居区, 降低了朝鲜族民族区域自治的成效。第三, 朝鲜族聚居区经济发展趋缓或停滞, 使人们产生民族区域自治“徒有其表”的印象。这三项问题每一项都会影响到朝鲜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这也是未来朝鲜族聚居区在推进边疆治理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 发展朝鲜族聚居区经济, 推进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与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协调 在边疆治理中, “多主体协同治理”涉及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有学者认为, 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我国的民族意识普遍增强, 既有“各民族的自我认同普遍增强”, 又有“民族利益感悟突出”, 还有“中华民族意识大大加强”。26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 国家的一元化管理和计划经济体制使朝鲜族被限定于聚居区内,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都表现得并不强烈的话, 那么, 改革开放后各民族利益的多元化和朝鲜族人口大规模流动, 以及与其他民族交流和交往增多, 都使朝鲜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表现得更为强烈。 对于朝鲜族聚居区治理而言, 有一些因素影响到朝鲜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譬如, 部分朝鲜族成员对韩国的认同就影响到他们对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的认同。此外, 朝鲜族自我的民族认同也面临着危机, 如有研究指出:“一方面是源于民族认同的载体或基础遭到破坏, 民族文化要素不断被弱化和流失;另一方面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冲击”。27 基于市场经济对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在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中, 一是完善市场经济规则, 确保各民族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公平竞争机会, 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二是贯彻执行民族优惠政策, 维护聚居区内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状态;三是做好朝鲜族聚居区人口的移出和移入管理。不论是朝鲜族人的劳务输出管理、跨国婚姻管理、海外留学管理, 还是其户籍管理、留守儿童管理、空巢老人管理等, 都是朝鲜族聚居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问题。 第三, 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对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与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发展的导向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目标方向。在国家治理中, 要通过发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意识形态, 来凝聚国家治理的共同思想基础。对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的引领和整合, 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使命。在民族问题上, 主流意识形态要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 既要引领我国民族问题在长时间演化中产生出的民族思想意识, 又要揭露、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的渗透。 在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中, 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第一, 要推动对朝鲜族历史问题的研究, 还原历史事实, 破解朝鲜族群众的思想困惑。第二, 要开展朝鲜族民族认同的教育和引领, 继承以往民族团结教育的经验, 勇于回答新形势下朝鲜族的认同困惑, 不仅要有学术研究上的回答, 更要有政府主导下的积极应对。第三, 要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彰显朝鲜族对党、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第四,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 使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与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同向同行” 和谐社会既是社会治理的目标, 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诉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要求社会治理必须能够推进社会公平、整合社会关系和解决社会矛盾。在边疆民族地区, 民族关系和谐是边疆地区社会和谐的重要表征, 也是边疆治理的重要目标。要想实现边疆民族关系和谐, 就要求各民族在国家认同上方向一致, 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同向同行。 朝鲜族聚居区内民族关系和谐一直是边疆治理的重要成就, 边疆治理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手段调控聚居区内各民族的民族认同, 朝鲜族坚定的中国国家认同和能够被其他民族所接受的民族认同, 是形成朝鲜族聚居区内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因素。民族关系和谐是动态的过程, 当前朝鲜族聚居区内民族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各民族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市场经济下竞争成为民族关系的新内容、各民族个体成员在经济文化生活中的矛盾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等等。 在朝鲜族聚居区内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一是要注重协调各民族成员的利益关系, 通过治理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二是要注重调处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层面要调处朝鲜族、汉族干部比例问题, 在经济层面要调处朝鲜族、汉族群众市场竞争问题, 在文化层面要调处朝鲜族、汉族文化相互认同问题等等;三是要真正解决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无论是提高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 还是提高边疆治理的成效, 在促进民族发展这一点上都是共通的。各民族成员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他们对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增强, 进而提高边疆治理成效。 总之, “治理”的视域下我国东北边疆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既是朝鲜族聚居区“善治”的重要内容, 又是朝鲜族聚居区实现“善治”的手段, 朝鲜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 能更好地推进边疆治理, 以及朝鲜族聚居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