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移动版

首页 > 历史学 > 观点 >

“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2)


    文明重心固化产生早期中国
    在距今450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以祭祀威权模式为主的区域文化逐渐衰弱,而以中原龙山文化为主的政治威权模式一枝独秀,成为史前中国区域文化中冉冉升起的耀眼明星。正是这不同凡响的一起一落,使古代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形态通过吸取其他区域文化因素而成为新的文化重心,在“月明星稀”的格局下,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耀眼光芒。特别是龙山文化质朴、有效的组织与管理特征,以及对社会成员的大规模动员与整合力量,逐渐演变出二里头文化一系的中原王朝国家。从“满天星”中移动的区域文化重心,到“月明星稀”下中原文化中心的脱颖而出,呈现出史前文化格局的空前转换。
    从考古学概念上看,“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通常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指社会组织在物质与精神文化发展到较高程度的集合形态,代表了这个社会组织的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的整体发展水平。“早期中华文明”是这种物质与精神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集合形态。最早的中原王朝国家或“早期中国”,正是多元文化交融互渗并达到一定高度所形成的文明积累与转换的结果。在史前中国大地上不断流动的文化重心中,这种文化发展的高度,使其成为最后固着为华夏文明中心的区域性文明。
    目前我们通常的认识是,以夏代作为中原早期政治国家的开端,这无疑有着历史文献与神话传说的依据。但是不论是早期文明还是政治国家的发展,都有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历史文献与神话传说看,夏代以前的虞舜时代已经有着相当程度的政治文明。过去我们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历史,是始于中原“帝”“王”系统的五帝三王。根据相关研究推测,考古学意义上中原龙山时代的“帝”“王”,那么至今亦超不过5000年。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的发现,使我们对早期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良渚古城无疑具有早期区域国家的各种属性。虽然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并未发现通常所谓的“文明”特征标识的金属制品、文字体系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贬低良渚文化的文明内涵。良渚古城、大型水坝、大型祭坛、精美玉制礼器本身就证明,在这些物质文化后面,隐藏了我们所不了解的社会组织模式与文明符号。探讨“早期中华文明”,我们只能从整体性上去把握,抓住主要的“文明”标识,并由表及里,去深入认知其背后的奥秘;另一方面,由于时日久远,考古发现中表现出的不完全性特征,还有许多未知因素有待深入。例如距今5500—5300年的凌家滩墓地出土的大量纹饰精美的玉制礼器,大型钺、锛等器物背后表现出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还很难推定其向“文明”历程跨出了多远,但它一定有着相当成熟的社会分层及较为复杂的礼仪制度背景。所以,在探讨“早期中华文明”时,我们更应该以“早熟”的中华大地上的文明要素为根据。
    黄帝形象反映历史记忆
    “早期中国”的中原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早期国家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续并开创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基本模式,是有着合理性的。在当时激烈的部族战争中,这一崇尚务实,以军权、神权相结合的政权组织形式,适应了农业定居聚落固定化与精细型生产方式的特点,并且通过吸收、融合周边区域的先进文化因素,形成中华大地上一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典范文明。中原政治国家的形成,大大缩短了史前部落、部族向“早期中国”发展的进程,也加快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但是,这个进程仍然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的起点并非始于夏商王朝国家,而是由更早活跃于中原地域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所开创的。
    早在先秦诸子书中,就有关于夏以前三皇五帝的传说。《史记》采摘旧说,列《五帝本纪》,将夏之前的黄帝等五帝作为中国政治进程和演变历程的开端,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反映了时人对中原王朝国家认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对“早期中国”及开其端的炎黄部族的崇拜情结。炎黄崇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农业民族生存、发展的认同需要。春秋以降,夷夏民族关系空前紧张,华夏民族有着由诸夏逐渐形成统一民族的趋势,而各诸侯国也在兼并战争中凝合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在这个时期,具有民族与国家认同内涵、以中原文明为代表的华夏礼仪文化,成为华夏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涵及聚合旗帜。自此,黄帝等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圣王”“始祖”而受到高度重视,并逐渐发展成为华夏民族识别与政治认同中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
    时至汉代,黄帝作为“圣王同祖”“华夷共祖”,逐渐成为人们较普遍的认识。不论是华夏文明的开端,还是国家、民族的起源,均上溯到炎黄的历史。《史记》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并以开阔的国家与民族认同视野,将 “五方”之民,将秦、楚、越甚至匈奴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历史世系中,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这种开阔的文化视野,实际上开创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观。它既将在中原及周边地域活动的五帝三王奠定的政治文明看作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核心要素,又将华夏与戎、蛮、夷、狄等少数民族并入一个更大的以黄帝为核心的文明构建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史记》体现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历史高度,对我们探讨“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