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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铸 学问的乐趣


    
    “我是个爱学问的人。我搞学问,搞出乐趣,不是想出名、出风头,我真喜欢这个东西,觉得人生要能够翻几部书,总算不白活”
    ——王以铸
    王以铸先生开始翻译希罗多德《历史》时,孩子还很小,在儿女的记忆里,父亲翻译之流畅有如抄书。等他们再长大一点,从父亲堆满屋子的海量藏书里抽出一本,看懂的也只有插画。
    书架上摆着一本1930年代英国出版的古希腊语词典,纸张已经泛黄,当年的价格是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靠着这些昂贵、几乎无人问津的老家伙,王以铸完成了希罗多德《历史》、塔西佗《编年史》的翻译。之后,他或单独,或与夫人崔妙因合作,陆续翻译了几部古希腊、古罗马经典著作。
    十几年前,他从小沙果胡同的四合院搬来现在的住处,几十个架子的书运了好几卡车,光是打包都花了很多功夫。他舍不得扔书,连报纸都挑了挑再卖。现在的屋子不大,几乎被书塞满,卧室里的书直接撂在地上,跟床一般高。他喜欢躺着读书,常常读到凌晨两三点,睡着了书就搁在胸口。
    王以铸在书堆里找了找,又翻到一本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目录页上的希腊罗马文学卷,主编是杨宪益,成员是他和其他3个人的名字,“好可怜,人太少了。”
    曾彦修说,王以铸的学问不只在翻译上,他的学问是在研究中国古代诗词上。在咸宁干校下放时,他一边烧石灰,一边还研究咸宁方言。他从咸宁方言里发现了符合唐朝人说话的平仄规律。
    朋友本想促成他与钱锺书见面,认为只有他能与钱锺书对话,不过两人最终遗憾地擦肩而过。有拜访者因为他翻译的大部头作品慕名前来,他总是摆摆手说:消遣。他的“消遣”之作还包括《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日本古代随笔《徒然草》以及王尔德诗歌等等。
    
    1953年,王以铸夫妇结婚后的合影
    在北大“吃不饱”
    王以铸爱读书与父亲的放任多少有些关系。父亲虽是旧式商人,对子女却很开明,姐姐不用裹足,他则可以尽情买书。
    当时,一个毕业于老北洋大学、靠着父亲接济维生的老友为了表达感激,给王以铸当起了家庭老师,教他诗书。到他上小学时,一打开课本,“哥哥大弟弟小,小孩儿的玩意,一翻就读完了。”
    尽管在家里是个小少爷,王以铸却不爱吃喝玩乐,没事就跑书店。八国租界时期的天津,城里遍布各式各样的书店,“我想学德语、希伯来文,只要跟书店里的人一说名字,他们就能给我找来”。在天津他就收藏了整整3屋子书。十五六岁读的是毛姆、萧伯纳的原著,又在一个法国教会学校上夜校学了3年法文,读的最多的是莫泊桑。
    考入北大英文系后,王以铸发现自己根本“吃不饱”。讲英诗,看一会儿就看完了,讲课要讲一个礼拜;一学期的课,他一个礼拜就看完了。“敌伪时期的北大,水平并不低,还是从前的教授,可是那套做法让我感到吃不饱。一般跟不上的多,吃不饱的少。那时环境也不好,掺杂很多日本留学生,我们也闹不清是好人坏人。我就跟家人说,不能再上了,没什么意思,完全可以自学。”上了不到一学期,他就从北大退学,回天津过了7年闭门读书的生活。
    靠着殷实家底,他躲在屋子里没日没夜地读书,衣兜里左边塞着日文字典,右边塞着法文字典,他甚至翻烂了几本法文字典。一两年时间,他就自学了日文和德文,意大利文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年就等于上好几个大学。”
    也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学习古希腊文,“认个门牌吧,知道古希腊文是什么样子,你要学语言的话,必须得学古希腊语。西方文化的源头都在那个地方,你学着学着就觉得非得学不可了。”
    废纸堆,大部头
    为翻译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找来波兰文译本、日文译本、3个英文译本、5个译本对照、两本专门为这本书做的注释以及两本原书。每天吃完晚饭后,翻上一两千字。他不爱社交,一只猫总趴在他的稿纸上,他写到哪儿,它就趴到哪儿。
    他翻译的大部分书,都没人跟他争,因为实在太难啃了,他却啃得津津有味。“有味道啊,你翻太容易的有什么意思?”有位研究希腊罗马史的美国教授觉得,一个人能同时翻译希罗多德和塔西佗,这太不可思议,甚至联系出版社找到他家来。
    翻译塔西佗的《历史》时,王以铸找到英法两个版本,法文版竟然是他从西单淘回来的。“刚解放时,孔德学校把藏着的法文书当成废纸卖出来,很多就流落到旧书摊上。我看这么好的书,盖着孔德学院的章,相当于现在1块钱一本,就抱了一大捧回来,里面就有塔西佗的书。”
    “文革”时,他几屋子的藏书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我也奇怪,我那几屋子的书,你要没车,你得来几十个人,来几个人搬都搬不动,光大百科全书都好几套。我想开了,你要抄,就都拿走,我也就轻松了。”
    十几年前搬家,住在他隔壁的中央美院教授王泷被院子外成车的书吸引过来,才发现这个多年都不认识的邻居竟然是他仰慕多年的人。“1950年代我就知道您的名字,不知道您就住我隔壁。”
    不提希腊罗马就没法了解西方文明
    人物周刊:前年出版的《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里,您写了一篇挺长的译者赘言,把对过去的思考写出来了,这在您以前翻译的作品里很少见。
    王以铸:有感而发吧,因为好几十年,经过很曲折。当年本来是我老伴从俄文翻译的,是战争史的后半部分,我给她校了一下,给商务印书馆,都弄完准备要复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了,整个就泡汤了。“四人帮”垮台后,商务印书馆从库房的书堆里找出来。我说如果还要出的话,索性把它译全了。这个书很有价值,很有意思,填补了一个空白。原来是4卷,加5卷,9卷就出全了,前后有10年时间。我心里有个感触,想把情况说一下,是在最乱的时候,我们能找出时间来翻译东西。这事你想做就能做出来,你不想做就没有。
    人物周刊:作为希罗多德《历史》的译者,您认为他并不是站在泛希腊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来写这本书的,能具体说说吗?
    王以铸:希罗多德的时候,没有那么一个希腊国家的概念。我们搞世界史的,往往觉得希腊是一个国家,罗马是一个国家。罗马的确是一个国家,但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有那么些希腊的民族,都是各个城邦,后来才有一些都讲希腊语的城邦联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联合体。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国家概念去看希罗多德当时的希腊。他心目中希腊就是雅典、科林斯、斯巴达一个个的城邦。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希腊和罗马这两个民族?
    王以铸:希腊、罗马这两个民族区别相当大。希腊比较外向,喜欢音乐,跳舞唱歌。罗马人不喜欢。罗马人认为音乐是下等人干的事情,罗马上层人不能学音乐。罗马上层人要瞧不起人,会说他还唱歌呢,就说这个人没有身份。罗马是非常务实的民族,它立国的时候,基本是块平地,就是打出来的,不打不能生存,就凭武力。希腊这个地方,山多地少,离海近,海运发达,所以势力范围很大,整个地中海都受希腊影响。希腊人的艺术天才很高,罗马人比较谨言、按部就班,很务实,所以法律、政体、建筑很严谨。希腊人擅长艺术、抽象思维比如哲学,罗马人就不擅长。罗马人非常尊重希腊,罗马上层人都会希腊文。可希腊人虽然被罗马人征服,却还保留自己的身份,他不学拉丁语,觉得拉丁语是野蛮人的语言。希腊人在罗马统治下写历史还用希腊文写。
    人物周刊:为何对希腊历史特别感兴趣?
    王以铸: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是从希腊来的,别的文明没有这么多文献,也没有出这么多人物,史诗、喜剧诗人、悲剧诗人、哲学家,所有的西方文明往上找都找到希腊,罗马文明也是从希腊来的。后来希腊被罗马征服了,但在罗马人心目中,精神导师还是希腊。罗马全盛时期,庞培、凯撒,共和末期的一代人,都要去希腊留学。那时希腊已经是罗马的属地了,可是希腊的学者到罗马还是被奉为上宾,希腊的文化精英在罗马时代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人物周刊:您把很多作品第一次介绍进中国,可真正研究这些的人并不多。
    王以铸:过去我们不大重视世界史,1920年代回来的那批老一辈留学生,就是胡适他们那一代,才开始介绍一点希腊罗马,才摸着学问的边。那时他们介绍的希腊罗马史就是美国大学教科书里的东西,谈不上研究,没有人研究。真正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历史,现在还没资格。我的想法是老老实实先把希腊罗马的主要文献介绍过来。过去总说“言必称希腊罗马”,这话本来是有讽刺味道,不提希腊罗马你就没办法了解西方文明。
    我们得补课
    人物周刊:您在家自学7年,又教过书,怎么看做学问这件事?
    王以铸:我为什么不愿意教书,因为不愿意重复,你年年得教这个。看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看他在讲台上讲,那是事先他都准备好了的。大家在工作时遇到问题,一起讨论研究,有人能解决,有人不能解决,这些地方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和学问。哪个大学都不能解决你自己钻研的问题,你得保证有自己钻研的时间。
    人物周刊:可您说真正喜欢学问的人太少了。
    王以铸:对,语言是非常难的。把一种文字学好是非常艰苦的事情。Usage,惯用法,人家怎么用,这个是最难的,你得学人家的用法,人家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你不能自出心裁。大量地阅读,阅读的时候特别仔细,一个article,一个s,一个in、at、on都不放过,看人家怎么用,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得大量地读,大量地做笔记,大量地归纳。
    人物周刊:说说文学与学问的关系吧,您说过中国当代的作家很有才华,但学问底子不够扎实。
    王以铸:文学家可以没什么学问,比如果戈理,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小说里有些文法错误。学者不能犯这些错误,说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文学家不念很多书,仍然可以成长。济慈一生才活了26岁,他能念多少书?又到处跑,条件也不是很好,他不会希腊文,可他写的诗有古典味道,这个很奇怪,大家读了济慈的书,觉得真像古希腊人写的,没法解释,就是天才。文学作品就是要在你读的时候说,啊呀,这个真好,写到我们心里去了。
    人物周刊:您也提到过年轻人文字不好、学问底子差。
    王以铸:跟现在的社会也有关系,现在青年人看的东西太多,没有时间下那么大功夫。是情有可原的。以前有多少时间去听音乐、看电视、去开会?你们不是学西方历史、西方文化的,大体看一下可以,至少看一下,你们没有必要去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没有必要看柏拉图的那么多对话,你要进去以后几十年都念不完,可是这些东西你得知道,看一两种,认认门牌。
    人物周刊:许倬云先生说,今天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了,您怎么看?
    王以铸:现在的大学教育是教育一些实用的人才,而不是通才,通才非常少。我们这一代,能写旧诗,而且中规中矩、严格按照格律写的已经很少了。现在的情况下,要像我们那时候那么下功夫的,恐怕很难。
    我的情况很特殊,你自己念还得有那个经济条件。我家里有钱买书,而且什么书都能买得到。这也奇怪,我想学德文,德文的词典、文法都买得到;我想学希伯来文,大希伯来文的词典、希伯来文的旧约、现代以色列语,我都有。你得有经济条件,还得愿意学。我只能说,我是个爱学问的人。我搞学问,搞出乐趣,不是想出名、出风头,我真喜欢这个东西,觉得人生要能够翻几部书,总算不白活,可我不想为这个谋什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人物周刊:还有什么作品是您想翻译的?
    王以铸:有几部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如果有时间的话,再介绍两种:罗马共和末期西塞罗的东西,还有一个是李维的罗马史。李维的有134卷,残留的部分都有一百多万字,没有人动。我看了,一动恐怕十年八年都搞不完。
    我们学西方还不完整,有些东西还是皮毛,要系统地了解西方,还是得从希腊罗马开始。清末翻译的那些东西,都是十七八九世纪,再往上没接触过。现在这些东西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史记》、《汉书》这类。我们要建设文明大国,不是说有多少吨钢,多少吨石油,还得有文化。作为文明的国家,你要继承世界文明的遗产,这些东西必须得有,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得补课。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