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03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安全委员会的两难处境与几个基本的难题相联系。首先，什么样的台湾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应怎样实现它?安全委员会感到疑惑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一旦中共内部温和派上台，收敛‘侵略’姿态，那么国民党的前途何在?”他们担心，一旦出现这一情况，“台湾是否会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北平政权达成妥协?”其次，更重要的是，美国无法决定应对日后“温和”的大陆政权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和政策。安全委员会指出，“由于后毛泽东时代可能产生，中共在短期内可能继续反美，在此情形下，美国是否仍然反对其他国家接受中共政权呢?”还有，“中共日益增长的实力是否到了美国非得寻找一个借口让它接触世界的地步”、“美国是否应摆出主动姿态，迎接中美关系新一天的到来”、“美国迟迟不愿改变政策是否会影响美国的利益?”等等，这些问题极其关键，也正是美国高层犹豫不决的缘由所在。[3](p ，529)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对于上述问题，罗斯托的答案相当肯定。1967年3月7日，他把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提交给约翰逊，并在随附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正以特有的方式使自己的内政和外交走向温和，虽然这一温和局面的出现可能是缓慢和痛苦的，但不管怎样，他们在饥荒时就开始了，只是后来这一迹象又消失了，”因此，“目前这一局面至少是一个好的开端”。3、4月间的“国家情报估计”也认同这一见解。评估结果认为，“经过这一阵痛后，中共内部将出现一批新的温和派领导人，重新估价它的对外政策前提。”[3](p ，529、573、580)尽管争论还在进行，约翰逊本人和国务院的一些人也认识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退路已经不多：国际局势的发展特别是盟国与中国走向和解的倾向与日俱增、加上越南战争的僵局也需要中国的介入，因此，不管成功与否，这是美国体面地寻找出路的最后时刻。 6月26日，约翰逊恳请罗马尼亚总书记毛雷尔转告中国政府，“美国不想改变中国政府的体制，只想与中国和睦”。[3](p ，582～583、716)约翰逊政府很清楚，在越南战争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它的这一表态没有什么意义。它的主要动机在于“向中国内部的‘温和成分’或‘可能的接班人’发出某种暗示”，因为约翰逊政府高层始终坚信，“美国在越南的坚挺立场加上美国偶尔发出的缓和动议，已经加剧了北京内部的政策分歧”。[3](p ，583)不过，约翰逊政府很快就发现，“文化大革命”局势的发展远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1967年2月底，尤金斯对中国局势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有利于美国的前景至多是喜忧参半：首先，中国新的朝代已忽隐忽现。其次，对美国来说时间问题是关键，美国至今还没有见到中共内部的根本性变化。中共内部局势一旦恢复平静，将继续给美国的安全出难题。由于毛泽东把世界革命作为根本的信条，信奉以人民战争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因此，“美国期望毛泽东的继任者快速出现，这样，即使亚洲出现均势局面，也将控制在美国容忍的尺度内”。[3](p ，657) 鉴于这一局面，安全委员会一些官员主张美国目前最好采取“观望”姿态，等候这一游戏结束。[3](p ，658) 三、中国政局未发生重大改变，美国政府内强硬派拒绝改变对华政策 1967年中后期，以腊斯克为代表的强硬派已没有耐心等待中国政局的尘埃落定。自1967年8月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外交系统的冲击就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控制。特别是8月22日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之后，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处理了几位煽动在外交部门夺权的主力成员，一度失控的局面有所恢复，实际上排除了极左领导人对外交夺权的可能性。[4]这种局面是约翰逊政府内强硬派人士不愿看到的。腊斯克承认，“‘文化大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对美国来说似乎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它带来的一系列国内失败导致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制度的失望，因此，中共将被迫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的前提。”不过，他又指出，“就长远而言，美国的态度必须取决于北平政权领导结构的改变，但眼前看来，这一前景非常渺茫。”腊斯克表示，“美国必须为越南的事业打算，如果在越南的目标未能实现，东南亚局势恶化，那么北平的压力和颠覆活动就会增加……何况眼前毛泽东仍然在世，美国改变政策根本于事无补。”他指出，“只要北平的好战恶习不改，美国就必须阻止它进入联合国这一神圣殿堂，因为美国不可能从中得到安全利益。”[3](p ，648)凯南和罗斯托的强硬态度也不亚于腊斯克。罗斯托提醒约翰逊，“玩某些游戏，必须有双方参与，目前北平不想玩，中国的政策仍然障碍重重”;相对于美中关系，凯南和鲍尔斯更关注美苏事务，与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所主张的同中国“缓和”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5] 20世纪60年代后期，约翰逊政府着实进入了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关键人物和机构的决策缺乏主见，反复徘徊。首先，约翰逊总统本人极想利用这一机会向中国再做暗示，以便使疲惫不堪的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而腊斯克只想继续证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坚定”决心。[3](p ，648)其次，国家情报估计小组仍在坚持不懈地搜集有关中国局势变化的情报，希望继续利用这一局面。它于1968年5月底拿出的评测报告虽然没有以前乐观，但仍然建议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评估报告说，即使“中共仍然保持革命的基调”，美国也应准备“给北平发出新一轮信号，表明美国打算给中共以政策选择”。这种评估结果和主张与腊斯克的思想背道而驰。[3](p ，648—679)再次，安全委员会帮办尤金斯是代表立场反复不定的那一部分人。6月初，他改变了原来半喜半忧的姿态，转而对中国问题持非常积极的态度。6月7日，他向罗斯托辩解说，“如果我们想解决越南问题，或等待‘文化大革命’出现一两个结果，那么美国必须做出进一步试探……学术和商业团体一道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判断，有利于美国的长期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