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53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但遗憾的是，他们进一步的建议遭到了否决。由于我们采取贸易禁运政策，美国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拒绝给中国的了。”尤金斯深深感到，这种做法必须改变，因为“欧洲盟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打算背弃这一规定，日本特别对中共采取了‘温和’的态度，美国已很难限制这些国家与中共的贸易往来以及在联大代表权问题上的行动。”他还呼吁“美国向中国抛‘贸易包裹’，解救中国的经济危机，以便加速美国安全的到来。”[3](p ，680)美国决策圈中许多人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逐步把“敌意”的中心从美国转到了苏联，特别是1968年9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他们认为，“中国正调整它的对外政策，试图修补红卫兵外交。尽管‘万隆精神’的出现还为时过早，但肯定会到来。”尤金斯的观点还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然而，到了年底，他又完全改变了看法，认为“在毛泽东主义消亡之前，美国没有必要向中共政权暗送秋波”。[6]  1968年后约翰逊给了腊斯克相当大的决定权。从3月开始腊斯克连续否决了国务院对华政策的数项提案。其中一个是3月6日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提交的《关于全面解除对华旅游禁令》的提案。腊斯克批示说，“现在不是在中国问题上提出新建议的时候”。[3](p ，667—669)从1968年安全委员会一份得到约翰逊总统认可的题为《对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的文件可以看出，以腊斯克为代表的鹰派思想最后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纲领。该文件规定了美国启动政策的标准和当前的政策选择：第一，政策启动的标准。美国对华政策的迫切问题是需弄清楚“毛泽东的政策失败是否已达到改朝换代的程度”。一方面，毛泽东的声誉和群众的忠诚在过去疯狂的行为之后，确实受到了极大的腐蚀，一旦“上帝”失落，新的局面就可望出现。但另一方面，中共的经济和社会伤害不是灾难性的，倘若秩序和权威恢复，它又会恢复元气。目前中国正不顾一切地试图重建昔日的霸主地位，自我孤立于世界之林。 因此“恳求”中国进入世界的时机还远未成熟。第二，目前美国的政策选择：(1)承认中国?不可取，因为北平不会认可华盛顿;(2)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让当前这批领导者统治的政权进入联大，势必歪曲联合国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3)倡导两国新闻人士、学者和科学家更多的接触?我们已经晚了，这不是万隆会议期间，当时可能会有效;(4)与欧洲共产党国家保持同一贸易水平?这似乎有道理，“文化大革命”已使中共政权精疲力竭，中国已出现了更多务实的人，他们应受到美国实质性步骤的鼓励，但是，乐观地估计中国将出现大量务实的领导者还为时过早;(5)有的官员指出美国不必宣布恢复与中共的贸易往来，只需排除贸易障碍，以便给中国内部的“开明派”施加影响。然而，只要毛泽东掌权，任何“开明分子”都会望而却步。[3](p ，710—717)“政策启动标准”和“政策选择”的确立，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大门刚刚露出一丝亮光又被关闭了。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提出“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是迫于时局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的举措，以便为自己寻求退路，绝非主动向中国示好。即便美国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政策，它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希望中国出现所谓的“改朝换代”，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遭受经济灾难之时起，美国就一直在等待此类局面的到来。美国决策者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应只是它由来已久的心态的再现。针对中国这场内乱，美国为对华政策设定的前提条件是，希望这一运动导致中国出现对美国“温和”的领导层。因此，“文化大革命”初期，美国官员悲喜交加。悲的是，他们认为中国更加强烈地“敌视”美国，喜的是，以为这场重大“危机”存在政权之争，对美国具有极大的政策价值。但是，随着中国局势迟迟不见结果，美国所设定的目标遥遥无期，美国政府内强硬派人士开始感到，美国做出政策改变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于美国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及其“红卫兵外交”为腊斯克等强硬派人士拒绝对中国进一步调整政策提供了关键的借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