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一个新近得到土地的人说。“土地改革”，这个词让一些人发抖，让另一些人高兴地叫喊起来。
中国是由农村构成的，中国还没有哪一个政府曾经像毛泽东的政府开始做的那样深入到每一个村庄。这种变化不是经济性的或工艺技术性的。那时中国的村庄看上去(现在仍然如此)跟亚洲其他地方的村庄大体上差不多。
农村仍然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思想闭塞得令人窒息，使用镰刀和锄头——两千年前的耕作者就认识了的地方，是人们完全陷入出生—结婚—死亡这一常规循环的地方。娱乐形式极其简单，只有化装表演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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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毛泽东30年前参与鼓动起来的湖南农村一样，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变化是组织上和心理上的。捐税和地租的重担从穷人的背上移开了;拥有土地不再意味着拥有支配别人的权力;农耕一步一步地变成集体性的活动，而不仅仅是父子间的活计了。
毛主席逐渐被看成一个新的“好皇帝”，像人们习惯地看待历史上的明君那样。
把地主的财产分配给穷人的“清查运动”，有一种神圣的庄严性。中国农民实利主义的倾向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增加了分配时其精神上的振奋效果。
“要想让一个男人讲话，你要做的就是在火里烧一根铁棒，”一个新的权威主义人士对一个美国作家说到对富人的报复时说，“但是女人更难对付。她们宁可死掉，也不愿意告诉我们金子藏在哪里。烧得皮焦肉绽对她们没有恐吓作用。”[1]
毛泽东从没有参加过近距离的阶级惩罚。他青年时期的农村经历是混杂的，不会受任何简单的个人仇恨冲动的摆布。他从没有挨过饿或受过奴役。然而，虽然他反对酷刑，但是当愤怒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为所欲为时，他并没有出面阻止。
农村的精神生活得到改造。权威一直就像是自然法则，现在遭到批评。传统习俗曾是另一条自然法则，现在新思想则雨点般的落在农村：阶级、对苏联的热爱、斗争、翻身。
农民开始问美国来访者一种新的问题。“为什么杜鲁门支持老蒋?”“你们在美国用筷子吃饭么?”“拖拉机是什么样子?”“美国共产党也像我们这里一样有军队吗?”[2]
毛泽东年轻时对妇女解放的关注终于结出了果实。财产是关键。毛泽东的政府赋予中国妇女用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总之，土地改革把40%的可耕地重新分配给了60%的农村人口。
毛泽东自己现在住在城市里。城市的变革不是疾风骤雨式的，而是一点一点实现的。
中共在治理城市方面，不像治理农村那样有经验。它的干部们不是城市类型的人，于是，不得不把国民党的300万政府职员接收过来为新事业服务。
然而，与农村相比，城市的事情并不那么难办。资本家并不多。他们几乎没有道德权威，因为他们一直在和外国人共进晚餐，而外国人被认为是中国的剥削者。他们是暴发户，只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草叶上的露珠而已，而这种制度在中国已经成长了两千年。
毛泽东用不着在北京或上海或广州消灭一个阶级。很多资本家就像放在热水中的大龙虾那样，当温度升高时，不声不响地就变成了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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