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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美国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以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军事档案为中心(3)


    三、寻求占领一个海军基地
    正当福建省地方官员兴高采烈地以为借用美国的力量能够有力地抵抗日本,美国实际上正在酝酿着在中国夺取一个海军基地的计划,目标地点主要包括福建省的三沙湾、厦门,还有长江流域的舟山群岛。讨论在美国政府内部秘密地进行着,清政府方面却一无所知,直到今日我们透过历史档案才能够对当时的情状窥探一二。
    早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前,美国就已经有在中国获取一个口岸作为海军基地或加煤站的愿望。驻华公使与领事是主要的倡导者,1898年11月,美国公使康格上报国务院说中国的情况正在迅速变化,敦促美国“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实际占领”,“至少拥有或控制一个口岸,在那里我们可以充分行使我们的权利、发挥我们的影响”。(54)4个月后康格的野心又有了飞跃,这次他明确盯上了还没有被租借出去的直隶地区,列出其他国家获得势力范围的程序,建议美国也可如此行动,甚至连首先应该占领大沽附近的某些不那么著名的口岸都设想好了。(55)同时,各地的美国领事们也蠢蠢欲动。其中,驻镇江领事福勒(John Fowler)提议在中国沿海建设一个加煤站的建议,在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内过行了反复讨论,甚至获得了某些官员,如海军部设备局长布拉福德(Bradford)的热烈赞同。(56)虽然这些建议在当时没有获得支持,美国国务院反而对外公布了“门户开放”政策,但实际上,为了保留获得海军基地的权利,美国政府在“门户开放”照会中一直没有明确宣示放弃领土要求,而且此后海军部的一批人仍继续致力于推进这项事业。
    就在1900年7月3日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发布之前,华盛顿政府内部对于此时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也曾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和司法部长葛雷格(John W.Griggs)倾向于主张美国追随各国,在中国夺取一个港口作为立足点。海约翰个人尽管也想要个港口作为海军基地,但认为如果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很不幸的,而且时机不合适。他召见了前助理国务卿、杰出的国际律师摩尔(John Bassett Moore),摩尔认为,“支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将与我们人民的感情相一致;正是帮助其他国家维持他们的独立和完整的原则使得门罗主义如此受欢迎”,因此他建议发布一份公告,宣布美国的指导原则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获得其他列强的同意。(57)虽然海约翰最后采取了摩尔的建议,再次确认并强化了“门户开放”政策,但此后海军部却在此事上逐渐加大了力度。
    鉴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造成的军事混乱与政治虚弱,1900年7月31日美国海军部设备局长布拉福德(Bradford)少将敦促在中国获得一个海军基地。海军部长朗(Long)签署了这个备忘录并提交给国务院。(58)10月23日,朗重复了这个请求,并特别指出目标地点是在福建省的三沙湾。(59)海约翰在拖延了一个月后,于11月19日给驻华公使康格发去了一封内容极度机密的密码电报,命令他尽可能地抓住机会为美国取得三沙湾作为自由和单独使用的军港,而且附近地区在未来不能被其他国家控制或使用,也不得由中国政府在该地设防。(60)这样的要求十分类似于对“势力范围”的宣示。虽然没有证据直接表明海约翰为什么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在这时突然同意占领一个海军基地,但在这个时间点上,促使他改变主意的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收到了俄国在天津扩充租界土地的消息,所以才将海军部早就有的建议提上议程。
    虽然康格此前对“势力范围”十分热衷,但似乎庚子夏天的被围经历(61)耗尽了他早期对中国领土的热情,并使他深刻意识到“中国人能被中国人的方式轻易统治,但很难被西方人或西方的方式统治”,因此“最好是继续我们的政策,试图保持门户开放,在其他方面保证我们的影响和贸易”。所以这次康格明确拒绝了海军部的请求,他在11月23日回复说鉴于美国已经宣布的政策,不应该在和平谈判达成之前提出这个问题。(62)12月7日,面对是否要占领先农坛,他再次强调了相同的观点,并详细阐述原因:
    在我看来,鉴于美国所宣布的政策,除非为了公使馆或领事馆的目的,当前要求租借任何领土都是不明智的。以后也许有必要为了居住和其他目的租借条约口岸或其他港口,现在若提出不必要的要求,反而会妨碍未来目标的达成。(63)
    出于“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中国完整性的压力,正在北京为中外和谈做准备的康格认为在这个时候寻求一块土地的要求是不合时宜的。何况清政府早就许诺日本不会将福建省租借给任何其他国家。为此,海约翰还命令美国驻日本公使“非正式而又谨慎地”向日本探询对美国占领三沙湾的意见,当即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反对。(64)海约翰本就更为看重“门户开放”,对攫取领土不是特别热衷,面对此事的重重困难,他很快就中止了,并将意见转达给海军部。
    朗接受了美国国务院的回复,但布拉福德则将目光转向了舟山群岛,这里虽然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但他认为似乎有希望能获得英国的谅解,故而联合海军总理事会(the General 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不断向海军部和国务院施压。海约翰无法满足海军部的请求,只能尽可能进行拖延。(65)直到1901年9月中旬,由于《辛丑条约》已经签订,中外和谈结束,驻华公使康格向海约翰报告,他认为向中国政府提出海军基地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同时他也对目标地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因为三沙湾太靠南,不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建议是否能考虑江苏北部一个叫海州的港口。(66)海约翰收到了这个报告,却没有做出任何批示。
    1902年布拉福德设备局长收到了厦门副领事约翰逊(Carl Johnson)的信件,提议效仿在福州的法国领事,将他个人在厦门海滩上获得的一块土地用作加煤站,这种以私人财产租给国家的方式似乎不需要征得日本的同意,而且不会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亚洲基地的总指挥埃文斯(Robley D.Evans)大力赞扬了这个提议。但海军部经过调查,认为那块土地虽然能够存储煤,但无法设防,且厦门地理位置太靠南,菲律宾作为海军基地已足够应付中国南方,遂于1903年放弃了厦门计划。(67)经过多次转换,美国海军部最终还是着眼于舟山群岛,但英国的不让步也使美国在海军基地问题上迟迟没有进展。
    在寻求海军基地的问题上,可以看出海军部一直是坚定的主导者,而国务卿海约翰始终较为中立,既没有明确地反对,也没有积极地支持,总体说来还是与他坚持想要贯彻“门户开放”政策有关,任何对土地的觊觎都会严重毁损美国近年来努力经营的国际信誉和形象,驻华公使康格也基于他在北京的现实政治形势,认为在和平谈判完成之前不应该破坏这种形象,否则将会给谈判结果带来不良的后果,只是在和谈结束后海约翰在继续坚持“门户开放”上比康格走得更远。
    综上所述,虽然与其他列强相比,美国的对华政策一贯以温和著称,而且标榜向来对中国无甚领土野心,但通过本文对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军事档案的挖掘,仍可发现,美国并非从未考虑过从中国攫取土地,而且就在其发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试图利用中国自身的危机,在天津、厦门、福建等地获得租界或海军基地,作为美国未来在中国的立足点。
    美国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其他国家在中国侵占“势力范围”的影响,又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刺激,担心政局动荡万一造成中国被“瓜分”的结果,美国不能落于其他国家之后。然而,由于这些举措直接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有可能危及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形象,不仅在美国政府内部反对声不少,而且无法公开进行。最积极推进在中国获取领土的,是美国的海军部,总统麦金莱和司法部长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们支持,而国务卿海约翰则更倾向于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对占有领土并不十分热心。美国驻华公使和领事在领土问题上也比较积极,他们往往成为强有力的倡议人和直接操作者,只是在中外谈判期间,康格为了不影响谈判而有所顾忌。这些都体现了美国政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政出多门,各项政策的最终出台和实施结果都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
    由于美国政府内部并不一致,且限于已经公布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试图在中国占据几块领土的努力虽隐秘,但实施得不够彻底。这说明了近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矛盾性,既有温和的一面,也有侵略、强硬的另外一面。同时,美国宣称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的同时,仍秘密觊觎中国领土,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初期,对该政策是否能够充分保障美国的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和推广,仍缺乏足够的自信,因此在公开宣扬自身主张的同时秘密追随其他国家,体现了美国努力推行独立的对外政策、成长为世界领导者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曾经有过踌躇与反复。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