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社会状况的调查——以“苏联访谈项目”为中心(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0:11:24 《史学月刊》2019年第1期 王子晖 参加讨论
三 “苏联访谈项目”的成果 “苏联访谈项目”所搜集的信息，为项目组给作为资助者的国防部等政府机构撰写工作报告和自己发表论文及出版专著提供了资料基础。围绕着“苏联社会是否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它是否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及经济制度、抑或仅仅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变种”等一些自苏维埃政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困扰着西方社会科学家的问题，项目专家组利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标准分析工具展开了研究。然而，对于本文有限的篇幅来说，要全面地介绍所有基于项目访谈数据而得出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笔者在下文将只提及有关苏联社会状况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从若干方面归纳其核心论点并给予简要的评述。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项目专家组曾被频繁地问到哪些研究成果是最令他们惊讶的发现，但实际上项目的调查结果却更多地被视为是对以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界针对苏联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或预测所进行的验证。考虑到战后30年美国和西方苏联学的发展，这对于那些长期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学者来说并非意料之外。然而，在验证通过其他方法和资料所提出的假说方面发挥作用之外，项目毕竟也提供了诸多涉及苏联社会各个领域的量化结论，这无论对于学界还是政府要深入了解苏联的最新动态信息来说，都有着明显的价值和意义。 项目负责人詹姆斯·R.米勒认为，专家们借助“苏联访谈项目”所得到的最基本的发现是：苏联社会以相当具体的方式与西方社会区别开来，但差异并非在于种属，而是在于程度(43)。例如，迈克尔·斯瓦福德在研究了性别、学历、职业、收入、党员身份、民族及户籍地等因素在苏联与个人社会地位的相关程度这一问题之后发现，尽管工人被官方意识形态宣称为“领导阶级”，但实际上却并不为社会所普遍尊重，相反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是作家、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军官等拥有高学历并在职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的阶层；另外，党员身份、民族及户籍地也是影响社会地位的一些重要因素，相比之下性别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则并不明显。因此，研究者认为，关于苏联社会地位的实际排序，基本符合马克斯·韦伯将社会分层定义为一个财富、权力、声望的函数这一经典的西方社会学分析(44)。再例如，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原本应该显得更加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模式，实际上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差异并不极端，苏联经济呈现出的是远离平均主义的总体趋势。据阿龙·维诺库尔和古尔·奥弗估计，在1979年，按家庭收入的高低进行排名，前10％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33.4％，后10％的家庭仅占有总收入的3％；财富的分布则更加不均：前10％最富有的家庭拥有42.9％的总财富和43.1％的金融资产。尽管处于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比例在逐步下降，但贫困仍然普遍存在，所影响的家庭根据定义的不同比例在5％到21.9％之间(45)。就像在美国一样，苏联也出现了贫困“女性化”的趋势，即单身女性和带着孩子的母亲更容易陷于贫困。保罗·格雷戈里和亚内特·科尔哈斯就发现女性收入平均而言要比男性低18％到29％，部分是由于职业差别，但主要是由于即使是有相似的学历、经验以及担负同样的职责，女性的工资也比男性要低(46)。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私营经济活动的收入，在某些情况下会起到抵消不平等的作用，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也会加剧不平等，有超过12％的受访者就表示来自私营经济活动的平均收入是公有制经济活动的7.5倍之多(47)。 为了满足政府方面想要着重了解苏联政治状况并从中寻找薄弱环节的特殊需求，项目专家组投入了大量精力对苏联高压政策的本质及民众关于政权和体制的态度进行了研究。拉斯马·卡克林斯以对政权的支持度和参与持不同政见活动的积极性为参数将受访者分为4类，其中既非强烈批评政权也非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人所占比例最高，超过了50％，而强烈批评政权和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人则仅占15％(48)。格雷戈里和科尔哈斯发现，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活动的态度倾向于将注意力仅集中于组织者和活动家，对于只是参加非法研究小组或阅读地下出版物的普通参与者则并不深入追究。对于领导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人来说，工人所受到的惩罚相对最为严厉(工资被削减35％)，而较高级别的人士则有可能受到大幅削减工资之外其他方式的惩罚(如取消其特权或剥夺其晋升机会)，这或许是由于前者被认为更直接地威胁到政权的稳定(49)。苏联政府似乎希望通过惩罚相关组织者和活动家，使公民们看到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强制性措施又很少是即时和激烈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联政府在镇压方面的谨慎。不过，唐娜·巴里和布赖恩·西尔弗指出，苏联政府的应对方法还是存在着很大缺陷，结果反而造成越来越多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方面那些被处以严厉惩罚的人随后更有可能继续从事持不同政见的行为；另一方面那些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人的家庭成员随后也有可能被卷入持不同政见的行为。此外，“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掌握了政府对其活动的反应规律从而能够计算所要承担的风险，并且他们还学会了在与政府对抗时引申苏联法律的相关规定作为掩护及利用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作为支援。由此研究者得出的结论认为，尽管恐吓仍有作用，但它可能会持续变弱并且不是总以苏联领导人所设想的方式发挥作用；作为苏联政治中重要元素之一的高压政策，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唯一办法，也未必是最为有力的(50)。 至于苏联政府为提高其民意支持的努力，在研究者看来显然也未达到预期效果。詹姆斯·R.米勒与伊丽莎白·克莱顿的研究表明，在对苏联政权表示支持和不满的人口结构上，20世纪7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早期的调查发现年轻人和学历较高的人最为支持苏联政权而老年人及学历较低的人则相对不满的情况不同，“苏联访谈项目”得出了完全与之相反的结果：在学历较高的人群中，年轻人对政权不满的程度最高，同时对于年轻人个体来说，则学历越高就越对是政权持批评态度并倾向于参加持不同政见的活动。调查还显示，在共青团这样的官方组织中表现活跃的年轻人，往往在政治上反而最为离经叛道。另外，那些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获取了最多物质利益的阶层，即生活在大城市、文化程度最高、有着体面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居住着最好的住房并在所有市场主导消费的人们，反而总体上对苏联政权的满意程度最低，这也与早期的调查所显示的那些最不满意的社会成员与之完全不同的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51)。威廉·齐默尔曼的分析，列举了其他一些民众对苏联政权的支持在逐渐衰退的现象：调查中仅有10％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参加人民监察委员会、同志审判会等一些被视为是政权外围民众动员组织的活动，相反阅读地下出版物及收听外国电台广播等行为在社会中层人士中却相当普遍(52)。 尽管苏联公民中的“最优秀者”对生活的政治和物质方面最为不满，但实际上这些人在苏联的总人口中仅占少数，据米勒和克莱顿对受访者关于生活质量问题的回应所做的统计，有60％的人对在苏联时的生活水平感到“非常满意”或“基本满意”。具体来看，使他们感到满意的首先是工作，其次是住房，再次是医疗，最令其不满的是消费品(53)。西尔弗则通过着重分析受访者对苏联社会主义主要制度性实践的态度发现，他们倾向于支持国家控制重工业和提供免费医疗。超过40％的人支持重工业的国家所有制，仅有26％的人赞成工业完全私有化；超过50％的人表明对国家提供医疗服务的强烈支持，仅有不足7％的人认为医疗服务应转为私人经营。即使那些对苏联政权极度充满敌意的人(可以从其对问题的总体回应中判断出来)，也并非对制度的所有方面都持否定看法。在那些认为“美国不能从苏联学到任何东西”的人中，也还有48％赞成由国家提供医疗服务，近30％支持重工业的国家所有制(54)。显然，苏联公民中的大多数对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满意，因此相关研究者当时也做出了“推翻苏联制度的力量并非源于底层”(55)的判断。 综上所述，历时八年之久的“苏联访谈项目”，是冷战后期美国社会科学家在政府的资助下通过对原苏联公民的访谈调查进行跨学科协同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其目的在于搜集相关最新情报信息以了解苏联社会的真实动态，为政府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苏政策提供支持，从而在根本上服务于美国的冷战目标。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苏联访谈项目”对于美国社会科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项目给出了一个观察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苏联状况的全面视角，使专家们验证了“苏联社会与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相类似”这一重要的社会学论点，并且发现了当时在苏联国内所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其次，项目的整个运作过程，诸如调查问卷的设计、样本的抽取、访问员的招募和培训以及实地访谈的执行，一方面为项目本身取得可靠而有效的数据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为后来美国学术界展开其他主题和类型的调查研究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再次，参与项目的青年学者借此机会相互展开了深入的跨学科交流，其中一些后来还成为了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另外相关研讨会也在更广阔的范围传播了项目的影响。最后，“苏联访谈项目”是当时美国苏联学领域在恢复哈佛项目工作模式的呼吁之下，更加侧重于加强研究的实用性以走出困境的产物，推动了学术与政治围绕国家利益的结合，代表了相关学者和组织为美国苏联学发展所做的努力。此外，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项目成果在美国制定和推行对苏策略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则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