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上大力纠“左”
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那颗发热的脑袋，稍稍冷却了一些。他几度表扬陈云。除了前文已引述过的毛泽东称赞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之外，还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类的话，这“良将”、“贤妻”指的也是陈云。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泽东甚至要陈云全面负责经济工作，说“陈云当总指挥好”。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了些。那是毛泽东从新华社编印的第二八○一期《内部参考》上，读到了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之后，写了一信——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四时
正是在这种“冷却”的气氛中，从7月2日起，在“清凉世界”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则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由于健康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最初的议题是继续纠“左”。如毛泽东所言：“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据李锐回忆，他和胡乔木、田家英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李锐是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他说：
“在火车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对五八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一路上兴致颇好，诗兴大发，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抄给胡乔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传开。这么一来，使会议的气氛更为宽松。
胡乔木在跟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的闲谈中，说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陈云意见转告毛泽东的原委：
“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胡乔木对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论断，也表示怀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上山之初，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供会议讨论。他还指定七人起草会议纪要，即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以胡乔木为组长。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于是，胡乔木分十二个专题，由组员们分头去写。他自己写“形势和任务”这一总纲式的专题。不久，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
这份《议定记录(草稿)》，于7月14日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以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颇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乔木在会上作了发言，进行了申辩：
“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屈指算来，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工作了十八个年头，上庐山之后也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然而，就连他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在庐山上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急转为反右倾!
还算好，胡乔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消息极为灵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辩之后的第三天，他得知庐山上的风向要转了。7月21日早上，他知道张闻天要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即给张闻天打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7月26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内中写道：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
原来，毛泽东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这一“必然”规律，展开了反右倾。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千来字的信给毛泽东，指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其次则是张闻天，被称之为“副帅”，因为他那三小时的发言尖锐地批“左”。
此外，还有黄克诚、周小舟，也被列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的几位秘书，此时也处境艰难：
李锐积极批“左”。毛泽东说，“李锐这次也是右派”。于是，在劫难逃了。
陈伯达曾称赞过彭德怀的信，此时马上“反戈一击”，算是滑了过去。
田家英处境危险。他曾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左”的言行，差一点被划入“右派”。
胡乔木呢?也颇为不妙。且不说他负责起草的《议定记录》已经遭到非难，连他在上山途中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所幸揭发者说此话是李锐讲的(其实是李锐转述过胡乔木的话)，而李锐不愿牵连胡乔木，自己承当了!
胡乔木得以过“关”，还在于毛泽东平日对胡乔木的印象还不错。李锐曾如此回忆：
“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毛泽东对胡乔木“一介书生”的评价，大体上是颇为准确的。胡乔木一直难改浓厚的书生意气。
至于最能顶人，表明他也并非一贯唯唯诺诺，一旦发表不同意见，够尖锐的。
好在毛泽东对胡乔木毕竟还是很信任的，而胡乔木平素也小心谨慎，“顶人”并不多。
会议“反右倾”，日渐进入高潮。内中，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抓住这一“谬论”，发挥了他的写社论的擅长，富有逻辑地从六个方面进行批驳，指出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不同：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的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之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亦即权威，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虽说胡乔木并不赞同“反右倾”，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必须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这番长篇发言，是胡乔木的公开表态，意味着他要从被动转为主动。
胡乔木这一长篇发言，毛泽东听了颇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内中不指名地提及胡乔木：
“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
“俱乐部”，指的是以彭德怀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包括胡乔木、田家英，也包括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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