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同志：
袁牧的《黄生借书说》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选本，《四部备要》本头太大不便传送，未将原书送来。
文意颇好(末了还是要借书的早还，并不肯送人，不过这也证明借书之难)，可以考虑请人译为白话，写一短文介绍，在《北京日报》或《人民日报》副刊发表。
敬礼
胡乔木
1960年12月29日
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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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乔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会议刚刚结束，1月20日，毛泽东便给田家英写了一信。信中写道：
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
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
毛泽东自己带头作调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率一组下去，规定调查两个月，然后“都到广东过春节”。
那时，由于“高举”那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乱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没有章程，全国农村乱了套。毛泽东派出调查组，为的是调查农村情况。
1961年2月23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毛泽东听了汇报之后，召开会议，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出席会议的有陶铸、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逄先知等。胡乔木参加了起草工作。
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翌日，又通过了由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
随着这《一封信》下发，全国掀起“调查研究热”。《红旗》杂志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发表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此后，1961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胡乔木再度前往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胡乔木女儿胡木英曾经回忆当时胡乔木在湖南调查研究的情形：
我是3月21日飞到长沙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忙着与调查组的同志开会研究，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如何做好下一步调研工作。当时他的调查组成员中有于光远、王力、胡绩伟、张超、戴邦等，他的秘书商恺同志也参加调查组的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在长沙、韶山、湘乡一带来回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各类座谈会、社员大会，又去社员家庭调查了解，听取各级干部的汇报、情况反映，并看了调查组同志们写的各种调查材料。为了能更多地听到社员、干部的真话，也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锻炼的机会，他组织安排了警卫、保健医生等去做调查工作，给他们调查题目，并要求他们把调查结果向他汇报。我就经常被父亲安排跟着医生，警卫深入社员家庭调查。
记得有一回我们在调查时，刚从一家社员家里出来，遇到了一位从宁乡村讨饭到湘潭的姑娘，看她皮包骨头的瘦小样子，个头像是十岁的孩子。经我们询问知道，她十七岁了，父母都已饿死了，只剩下她一人;没饭吃，去捡野菜，队里干部不准捡，还把她的篮子踢坏，打了她，她没法子，只好逃出来讨饭。我们去调查的这家社员拿出一碗饭菜给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就走了。当时我们也没有再问她去哪里，今后怎么办。回招待所吃晚饭时我向父亲谈起了这件事，父亲和调查组的同志们都责怪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没有帮她找个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体会到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真正为老百姓设身处地的着想，正是基于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动机才能支持和支配着他们辛勤地工作而毫无怨言。还有一回，我和医生、警卫等几个人去一个小队调查，回来的路上照了几张相。父亲知道后批评了我，说：不要把下乡当作旅游，要认真学习调查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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