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作者袁敏，就是瓜子的亲妹妹，同时也是李君旭小学时的同班同学。1976年春天，她的父亲、哥哥、姐姐都被秘密抓捕，她和母亲被软禁家中，亲眼目睹身着白色警服的办案人员如何拥入自己的房门，滴水不漏地展开抄家行动。她们隔三差五被传讯，那一段几乎家破人亡的特殊岁月，刻骨铭心。
根据袁敏的采访、记述，1976年5月，中央的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局抓捕，然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坚决不相信一个青年工人可以独自制造出如此的惊天大案。李君旭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推论，因此他们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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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番的疲劳审讯终于彻底瓦解了李君旭的意志，他说出了出身干部家庭的好朋友、袁敏哥哥的名字。“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引自《重》书第33页)。
不久，包括李君旭在内的十二个被捕者，又被公安局分为了两类。其中七个“要犯”被秘密送出杭州、押往北京。另外的五个人，被以同样隐秘的方式押往临安的天目山。
命运的大逆转
袁敏的三个亲人，都和李君旭一样属于被押送北京的“要犯”。他们并没有被送往监狱，而是关在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据袁敏的哥哥和父亲回忆，那个牢房就在长安街沿线、白云路附近，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今中央公安大学)的校舍。
他们二十四小时不见天日，房间里一盏一百瓦的电灯泡也不分昼夜地照着，不少人连续失眠，以致神经错乱，最后胡乱交代以求过关。直到唐山大地震发生的7月28日，关在北京已经两个月的他们才第一次走出房间，看到天与地。
据说，他们原本都要被判处死刑。但1976年10月以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原本重权在握、下令对“总理遗言”案深入追查的“四人帮”被打倒、粉碎，李君旭伪造的“总理遗言”也被看作一篇勇敢表达全国人民心声的反“四人帮”战斗檄文，只不过所采用的方式欠妥。四个多月后，大部分无辜牵连者都被释放回家—唯独袁敏的哥哥瓜子，依然跟李君旭一起又被关了大半年。
当时的办案人员曾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袋，蛐蛐儿的笔”。而现实中这两个人又的确是关系最为密切、命运相互纠结的生死朋友。
“遗言”催人泪下
不能说办案人员的推论全无道理。因为李君旭写的“总理遗言”中，很多内容的确受到了瓜子及其他朋友的启发。那是1976年2月上旬飘雪的一天，蛐蛐儿、瓜子、阿斗、大耳朵等一群好朋友在一起聚会，在农村插队的大耳朵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的狗肉，这些密切关注时局、担忧国家命运的热血青年，围炉而坐烹狗肉议时政，他们谈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说文件宣布的高层人事变动里怎么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又不知怎么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大家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纷纷设想、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会说些什么。这原本是朋友间随意的谈话，没想到蛐蛐儿却默默记在了心里。回家后他经过消化、过滤、融合，又翻箱倒柜找出胡志明遗言，参考斯大林、列宁遗言等资料，精心“创作”出了那篇足以乱真的假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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