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节过后，当大家再次聚会时，他不动声色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他说这是他从别处抄来的“总理遗言”，请大家一起看看究竟是真是假。
现在回头来看，一切似乎不可思议：所有人在看过“遗言”之后的反应，都是兴奋地埋头就抄，然后再传播给周围的亲人、朋友。虽然也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在袁敏看来，那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老百姓心头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已压抑了太久，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而这份“总理遗言”恰好迎合了人们内心无处寄托的渴望。尤其是“遗言”中那句真诚向国人道歉的话，令许多人热泪盈眶，唏嘘不已：“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大家都从心底里希望“遗言”是真的。
青春仍然延续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重获自由，但很多人的命运已无法复归原位。最令人感慨的是蛐蛐儿和瓜子。他们此后的人生时时构成一种对照，一个张扬，一个低调，却几乎同时生起了大病，各自到鬼门关走了一遭。
1977年年底两人同时出狱，此后蛐蛐儿一度走了一段直线升迁的光明道路。回到原单位杭州汽轮机厂，由于公安部最后的复查材料肯定了李君旭“积极反对‘四人帮’”，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青年领袖，很快在当时的杭州城里名声大震。随后他先后被提升为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东方青年》总编辑，才华引人注目。他和省市的领导都有很好的关系，有一段时间甚至传言他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后备人选。
但是这时候已经有人看出了他身体与精神的异常。他时不时会在众人面前突然摔倒;半夜还曾起来梦游，从天窗爬进自己的办公室，留下大脚印，然后第二天自己又去报案说屋里进了小偷。
原来，在被关押北京的18个月里，李君旭因为严重失眠、精神崩溃开始服用安眠酮，逐渐形成了对药物的依赖，那种依赖几乎等同于毒瘾。1980年代末的一天，他再次重重摔倒，头部淤血，手术失败，从此身体再也没有恢复正常。
是瓜子把李君旭背到医院的。然而就是坐在抢救室门口等待消息的那一刻，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双腿肿成了透明的棒槌—随后他被诊断患了肝肾综合征。十多年前那段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在他身体里埋下的隐患，由于用力过度，瞬间全部爆发出来。
六年后，41岁的瓜子身体基本康复。而蛐蛐儿，直到今天还坐在轮椅上，被一个中年男护工照料着起居。这一病二十年里，李君旭的父母都相继去世，妻子也离开他远赴异国。1976年因他而入狱、差点失去生命的这一帮朋友时时关照着他的生活。
无论如何，那份伪造的“总理遗言”背后，曾经寄托着这一代青年人的热忱和理想，而当事人们也竟然能够如此宽容和坦荡，“历史的责任不应该由某一个人来承担。”袁敏说。
对话袁敏：历史的谜墙有时不必穿透
很多人知道袁敏，是因为她是文学期刊《江南》的主编;更多人知道袁敏，是因为她曾是京城赫赫有名的金牌出版人，一手发掘了韩寒，编过《三重门》、《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海岩小说等一系列畅销作品;当年她突然选择告别京城、回到故乡杭州，去做一本寂寞的纯文学杂志，成为了出版圈里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一次她重回人们的视野，却是以“作者”的身份。她用了三年的时间，采访、回溯、写作，记录下了1976年曾经震惊全国、如今却几乎被人们淡忘的“总理遗言”案始末。从2006年开始，她在《收获》杂志开辟了“重返1976”专栏，追述这段历史，2009年年底所有文章得以结集成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