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西陵开建后，为了保护上吉之壤，清政府在陵寝的东南西三面修建了42华里长的风水墙，墙外每隔3里共栽设了587根红桩，合计193.3华里;红桩外每隔40步立白桩，白桩外10里再立青桩。界桩间用黄丝绳连接，桩上悬挂禁牌。青桩外再开20里官山，立界石，上刻“禁地官山界石”，严禁百姓过往。
因此，对于世世代代耕种于此的汉人来说，官山以内是何种洞天，他们一无所知。
若是揭开曾经那官山内的神秘面纱，你会惊讶地发现，那居然是一个如此完备而精密的小社会。
清政府在西陵设立了东西王府、内务府衙门、承办事务衙门、关防衙门、礼部衙门、工部衙门、兵部衙门，不仅有上至贝勒一级的王爷，还从关外、东陵等地迁移来大批满人负责陵寝的日常维修和祭祀。
虽然统称为守陵人，但内部分工极细。糖匠、面匠、酱匠、粉匠、酒匠、网户、牛羊工、养鹰的、养鸟的……一个“工种”一干就是一辈子。
守陵人的身份可以说是“带着皇族血液的公务员”，他们来西陵时，清政府会给每户分一处小院，一般住户是三分三为基准，三分三是指小院的宽度乘以长度的面积，“一亩三分地”的说法便来源于此。
这里有学校，满文汉文双语教学，还教授音乐、舞蹈和骑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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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守陵人的子女。他们可不一般，一出生便报户口，即刻享受七品待遇。七品，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
即使是守陵人养的狗，也极有尊严。它们个个有户口、有口粮、有补贴。
祭祀时间以外，守陵人的生活极为悠闲。他们大多不会种地，闲来逗逗鸟、斗斗智谋，极其讲究吃，讲究“礼数”。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些守陵人也随之正式“下岗”。他们当中，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留了下来，被迫开始了“自改规制”、和当地汉族文化融合的艰难历程。
但任凭什么，似乎都磨不掉这些“下岗守陵人”骨子里的勇敢和责任感。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打到了清西陵附近。守陵人们聚在一起商量：“如何保住西陵?”
一位守陵老头儿突然站了起来说：“我去找日本人谈谈!”
就这样，在那个听闻“鬼子来了”就逃之犹恐不及的恐怖年代，一位年老的守陵人，迎着日本人明晃晃的刺刀，就去“谈谈”了。
老头儿丢给了鬼子一通大道理，竟然因此保住了清西陵不受烧杀抢掠。
吃过俸禄的“活化石”
经历了近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当初官山内的神秘守陵人逐渐被当地的汉人同化，满汉得以通婚，他们的后代也逐渐与当地居民无异。
近些年来，随着西陵老人们的辞世，清西陵守陵人的奇闻轶事不再像过去那样风靡。
在清西陵的凤凰台村(满族村)，还有一位名叫李卓明的93岁老人，人们都称他是清西陵的“活化石”。
老人出生于1921年，守陵人的后代，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老伴儿前些年去世了，只剩下他一人住在老院子里。这处老院子，位于村里真武庙右手边的小胡同最里面，是解放后他和老伴儿一起亲手盖起来的。
每日，老人都会倒背着手，手里拿着一个垫子，在村里散散步。累了，就在路边把垫子一铺，坐下休息;饿了，就轮流到两个儿子家吃饭;听到曾孙在背后喊自己一声“老祖儿”，他就开心地咧嘴笑起来，露出并未掉光的牙齿。
之所以称老人是“活化石”，是因为，他是村里唯一一个会写也会读满文的老人。
在老人的回忆中，自己是吃过一个月俸禄的，“12个大子儿，就是铜钱”。那是在他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但由于当时时局动荡，第二个月，俸禄便没有了。
李卓明老人不仅懂满文、汉文，还在北京新华外语学校(即如今的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学过英语，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被迫回西陵改学日语;再往后，老人还略通了俄语。时代的洗礼在老人身上可见一斑。
退休前的大部分时间，老人一直在西陵中学教书，教外语、语文和书法。现在，附近十几个满族村，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
直到如今，不时有从祖国各地赶回来专程探望他的学生。每每谈到这里，老人的脸上就洋溢着幸福。
“活化石”有很多趣事。有一次，他在路边休息时，有游客开着车过来问路。老人一见那年轻游客只是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心生不悦，便立马装起了哑巴，连连摆手，示意“不知道”;不一会儿，又一位开着车的游客经过，那位游客下车走到他身边，鞠了一躬，向他问路，老人心里很开心，但无奈装哑巴要装到底，只得一边摆手一边指出了方向。
老人喜欢书法，每日必临墨池。屋子里，摆满了老人的作品。总有人来找老人求墨宝，老人从未拒绝，这多少让他的儿孙有些担心，“毕竟老爷子那么大岁数了”。
可在自我介绍时，老人总是说：“我还小，也就9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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