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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民族关系思想初探(3)


    二、消灭山胡
    山胡是高欢之前政治家颇费心力的一大问题。高欢深知山胡在当时多元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高欢十分清楚,在北魏军队中,山胡占有一定比例,拓跋焘给臧质的书信中就明确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拓跋焘所说之“胡”即为并州胡,也就是山胡。
    高欢对山胡威胁北朝的历史也非常清楚。离石胡帅呼延铁和西河胡帅张崇等因“不乐内徙”,于天兴元年(398)三月“聚党数千人叛”。永兴五年(413),吐京胡与离石胡反叛,“置立将校,外引赫连屈丐”作为外援。太武帝拓跋焘神?元年(428)六月,并州胡酋卜田“谋反伏诛,余众不安”。太平真君八年(447),吐京胡“阻险为盗”。献文帝拓跋弘时,河西羌胡领部落反叛,拓跋弘亲自出征。孝文帝元宏时,西河胡反叛,山胡刘什婆也寇掠郡县,被征东将军、吐京镇将穆罴讨灭。从此,山胡“部内肃然,莫不敬惮”。孝明帝正光五年(524),汾州正平、平阳“山胡叛逆。诏复征东将军、章武王融封爵,为大都督,率众讨之。”因融“寡于经略,为胡所败”。
    高欢消灭山胡的思想就是在山胡越来越嚣张的背景下,在系统研究总结历代治理山胡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高欢深知,在山胡的各支势力中,刘蠡升的影响力和对北朝的威胁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最令统治者大伤脑筋。一是刘蠡升在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525—527)就自称天子,年号神嘉,设置百官,在云阳谷建立起小朝廷,成为割据势力。二是刘蠡升的活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和随从者。史载“刘蠡升自云圣术,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间,逆徒还振”。其实,当时不少山胡在起事时都披着宗教外衣以迷惑群众,比如“五城郡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三是刘蠡升每年都在西部地区骚扰,被北魏称之为“胡荒”,“言其本胡种,侵扰汉民,若在荒服之外”。四是“自立为王,聚党作逆,众至数万”的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马牒腾虽被击溃,但由于他们与刘蠡升联合,势力大增,对北魏增加了新的压力。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高欢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从历代治理山胡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完善了消灭山胡的思想。这一思想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先以和亲为诱饵麻痹刘蠡升,然后进行突然袭击。天平二年(535)三月,高欢假称与刘蠡升“约和”,许诺将女儿嫁给刘蠡升的太子,使刘蠡升放松警惕性,然后在其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秘密调动部队,向刘蠡升发起猛烈攻击。刘蠡升的北部王见来势凶猛,便杀掉刘蠡升,带着其首级向高欢邀功领赏。二是彻底消灭刘蠡升的残余势力,不留后患。刘蠡升被杀后,其部众又拥立其子南海王。高欢决心铲除刘蠡升的势力,于是又向南海王用兵,俘获了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得到了“胡、魏五万户”。其中山胡就有“二万余户”。三是严厉打击山胡的嚣张气焰。天平三年(536年)九月,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聚众反叛,设立百官,年号平都。高欢出兵将其讨平。四是消除山胡死灰复燃的土壤。武定二年(544)十一月,高欢又征讨山胡,将其击破。为了使山胡无法重新聚集,高欢将所俘获的一万余户全部“分配诸州”,割裂他们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在北朝历史上,在打击山胡方面,高欢的策略最高,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
    高欢彻底消灭山胡的思想和军事行动,对山胡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十年
    之内,山胡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天保四年(553),山胡虽有包围离石戍的举动,但北齐文宣帝高洋一出兵,他们就落荒而逃。直到杨坚建立隋朝征发稽胡修筑长城时,汾州胡千余人虽在途中逃跑,但后经汾州刺史兼散骑常侍韦冲的“绥怀”,他们都返回来了,甘心“赴长城之役”。
    高欢彻底消灭山胡的思想对其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天保五年(554)正月,文宣帝高洋因个别山胡有叛逆之心,遂出兵征讨,将其一举击破。为了斩草除根,高洋将十二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斩杀,将妇女及年幼体弱的山胡全部奖赏军士,“遂平石楼”。这一行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石楼绝险,自魏代所不能至”。高洋平定石楼之后,“远近山胡,莫不慑伏”。
    北齐建立后,为了颂扬高欢消灭山胡、怀柔高车及柔然宾服的功绩,将鼓吹二十曲中之汉《拥离》改名为《灭山胡》,“言神武屠刘蠡升,高车怀殊俗,蠕蠕来向化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