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凯蒂(左图) 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研究员，近年着重于近现代中国文学、戏曲与娱乐文化等研究。近年出版的著作有《表演“国家”：性别政治在中国和日本文学、舞台艺术以及绘画艺术中的体现》(论文集，2008)，《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2006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右图为该书书封);近著《中国政治小说的崛起： 一个世界文学风尚的洄游》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整理书稿《京剧旦角民国初年的崛起与近代政治社会变迁》。
“她们的服饰、妆容、器具无不时髦豪奢、标新立异，有的着男装，有的甚至穿得像朝廷大员一样。租界是她们得天独厚的舞台。她们将自己视为都市职业人，成功地将生意由‘室内’拓展到公共领域，坐马车，吃大菜，上剧院，逛公园，去赛马场，到茶馆、书场公开演出，唱猫儿戏，是上海公众面前最绚丽的风景，像今天的电影明星一样享受着仰慕者的目光。”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叶凯蒂笔下的晚清上海名妓俨然摩登新女性，作为时尚风向标和公众人物在以往专属于男性的公共空间出入招摇，引领一时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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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海内外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关于上海妓女问题的著作，比较引人关注的有法国学者安克强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和美国学者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等。与以往受欺压、被凌辱的妓女形象不同，在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中，上海名妓们成为创造新式都会生活引入现代气息的时尚领袖，是最早风靡全国的明星，“可以说，她们在塑造都市女性行为举止的风格，指出通往新的现代心态的道路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她们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名人，是它的明星和文化偶像。简单地说，她们就是一些新型都市女性的样板。”
叶凯蒂做妓女研究，源于她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孽海花与晚清中国政治小说》。“因为《孽海花》，我要深入了解赛金花，于是搜集了很多关于江南妓女的材料，论文写完后便开始转向做妓女研究。”她着重考察的是19世纪晚期上海租界内的娱乐文化及其背后的人物无意间在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租界提供了市民文化、制度和法律环境，以及发展新的城市娱乐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上海名妓则是一支最大胆的力量，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按照通常的理解，她们对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重要的社会变迁可能发生在最想不到的层面，由最不可能的人物来引领。”叶凯蒂说，晚清名妓积极利用租界这一新环境，树立了第一代“现代职业妇女”的形象，率先摆出了都会女性的姿态。她们的这些行为，从很多方面影响了后来民国时期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当时正在形成的主要供职于新闻出版业和教育业的城市知识分子，在推动明星文化和娱乐刊物的过程中不经意间与名妓成了同盟，一起打造了新型娱乐文化。
“照相这门新兴技术也和娱乐小报一起促进了名妓形象的传播，它们和名妓们一起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摩登的名人、明星。1900年名妓肯定是全国拍照最多的群体，明星崇拜大概就始于搜集名妓照片的风潮。当然，无论是名妓还是写名妓的记者，都不是有意识地在推进现代化。”叶凯蒂认为，和只是出卖肉体的普通妓女不同，名妓提供的主要是文化娱乐。在她看来，并非女学生才是现代自由恋爱的创始人，现代自由恋爱的时间和空间的开拓，可以追溯到名妓和名优的关系。
“名妓在职业形象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将职业生活与私生活区隔开来，这也是现代的职业化过程。”日前，叶凯蒂在复旦大学讲学期间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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