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流动与区域叙事：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西南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36 《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尹建东 刘薇薇 参加讨论
二、物的流动与西南社会：地域物质文化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取向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不同时期的学者分别从民族历史、经济、社会、边疆治理等不同层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近年来，由于受人类学物质文化理论的影响，国内的西南社会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西南特定地域或族群文化特点的解读，而是愈来愈关注区域之间的物品、资源、人群流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区域社会内部乃至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西南作为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交融性的区域，物在其中一直充当重要媒介和角色，因而与物的流动相关的人类学研究，逐渐成为探究西南社会历史文化变迁，考察不同区域、族群交互性和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特别是像茶叶、食盐、木材、鸦片等物质，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并且通过对这些流动的物质的探讨，赋予了西南区域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和“历史过程”（historical process）。 其一，茶叶。茶叶是历史上西南不同族群及地域之间流动最为频繁的生活物资之一。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谢肇淛所撰《滇略》一书中就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到清代，“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一度出现了“入山作茶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地”的景象。由于受西南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现代交通网络出现之前，茶叶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承担长距离高昂运输费用进行流通的商品。 相比于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当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茶叶及其 “文化叙事”，不仅仅是对历史上茶叶生产、消费过程的线性描述，而是围绕着茶叶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性流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茶叶与宗教、茶叶与朝贡体系等问题展开的。于是，有关西南地区的“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特别是茶叶在流通传播过程中对于社会整合与文化接触的影响，逐渐成为当前西南研究中的一个学术关注点。在该领域研究中，人类学者通常从西南地方文化书写的角度，阐释茶叶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以及茶叶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性结构和特点。比如研究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对贵州久安古茶树和云南普洱茶进行了各自“文化的解释”。前者探究了久安古茶树背后复杂的族群关系及其在黔中地区的社会文化意义；后者以普洱茶的流动为线索，展示了生活在云南边境的“高地”民族，如何通过普洱茶这一特殊商品，与“低地”政权（傣泐土司）及清中央王朝实现博弈互动的历史图景。又如在茶叶的主要消费地“藏区”，相关研究以西藏茶叶及其文化传播为核心，揭示了西藏茶文化的内涵，以及与内地茶文化“一体性”的历史文化过程。实际上，作为社会体系中流动的茶叶，不论是进入京城的“贡茶”，还是进入西藏等地的“西蕃茶”，它们都已突破了茶叶本身的自然属性，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中被赋予了经济制度、社会关系与社会管控等具体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西南地域社会中茶叶产地与其消费地在空间上的分离，在茶叶流动过程中，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密切相关的逻辑链条。历史上不同人群在茶叶生产、运输、消费的同时，也被编织进特定的社会运行体系和文化实践当中。这类研究以茶叶为物质媒介，对西南地区的族群、社会、历史、文化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使我们看到了茶叶流动的背后，各种社会力量在不同时空坐标内的交织、冲突、调适的动态过程，以及茶叶所承担的不尽相同的社会功能和被赋予的文化意义。 其二，食盐。在西南历史上，食盐是最早进行交换的物品之一。有学者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上起源最早的贸易活动就是食盐运销。这条古道的开拓、兴盛与食盐贸易密切相关，它促成了自汉代开始，中国与缅甸、印度之间频繁的贸易交流。从这条古道经行的地名，诸如盐源、盐津等，莫不反映出食盐生产流通的史迹，而这条古道上分布的众多盐井，成为古道上食盐的来源。于是，从盐井、盐市到各个村落的盐运道路网络得以开拓并不断延伸。如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昭通的“五尺道”或曰“朱提道”，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宜宾当地的“花盐”和“锅巴盐”入滇的主要通道；而“川盐入黔”则是历史上贵州食盐消费的主要方式，因此黔西北的赤水河流域，很早就成为川盐入黔的重要水上通道。此外，围绕着产盐地与集散地的市镇，也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形成。例如云南境内的白盐井，自清代以来“人以煎盐为业，办课用于滇省”。以至于“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颇觉熙攘。诚迤西之重地，实财富之奥区也”。除此之外，云南因盐业而兴起的其他市镇，像黑盐井、乔后、磨黑、一平浪、诺邓等知名者就有数十处之多，并且大多成为所在区域物流的中心。 对于西南地区食盐流动的历史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解读。比如在诺邓盐业研究方面，有学者将诺邓的井盐民俗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资料系统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基础，阐释了井盐生产民俗的现代变迁及其特征。另有学者着眼于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力图呈现“盐”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物品，在特定地方所展开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图景，以及盐在历史上如何勾连起诺邓的“内外”“上下”关系。而在人群混杂的川、藏、滇交界地带，相关研究则以山地族群的生计模式为视角，考察了近代以来当地人们传统的制盐技术、盐业贸易和盐民的生活，勾勒出该区域以盐井为中心的盐业交换与族群间的多层次互动关系。除国内学者之外，法国学者施蒂恩·格罗斯（Stephane Gros）也对19世纪以来滇西北族群的交换体系予以了格外关注。他透过这一地区盐、牛、奴隶的流动与交换，强调不同族群（藏、怒、独龙）被整合进跨地域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历史过程，并特别指出盐与其他流动的物品一样，在各族群及区域间建立起一种复杂的等级性交换关系。这类研究虽立足于不同类型的区域社会，但在研究过程中大都会呈现出一条共同的叙事主线——这就是晚期帝国是如何通过“食盐专卖”，来实现对西南地方社会的管控、治理的。 总体上来说，盐在历史上如同茶叶一样，也一直穿行于西南不同的地理空间和文化边界，构筑起了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特殊的社会、经济网络。与此同时，由于食盐这一生活必需品的地域分布不均衡性和垄断性，因此常常在族群和地方社会之间建立起较为复杂的交换关系，甚至成为权力的象征。在这种情形下，食盐本身也被赋予了超出其自然属性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上述研究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的叙事模式，基于盐这一物质来开展对跨区域社会及“文明体系”的研究，并对其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族群互动关系和文化观念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生动地刻画出西南区域性社会关系和文化接触的历史面貌，以及西南地区不断被纳入王朝国家治理范围的历史轨迹。 其三，木材。作为国内重要的木材产地，唐宋时期官商、私商在西南地区采办林木之事常见诸史籍。不过木材贸易的大规模出现，还是在明清以来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西南地区之后。特别是木材的集散地，以及适合木材漂流的江河湖泊地区，往往成为区域性商贸中心。如位于滇西中缅边境的片马镇，在当地景颇语中，“片马”的意思是“木材堆积的地方”，尤其以当地的“杉板”贸易而著称。自清末以来，当地的杉板就远销境内外，片马一度成为中缅边境地区的重要集镇之一。又如明代以来，贵州清水江流域所产楠木、杉木即被当作“皇木”运贡于京师。清水江下游的卦治、王寨、茅坪等村寨，也正是借助于木材的采运而成为了当地的集贸中心市场。因此，人类学相关研究也往往是围绕着木材的流动，以及区域市场网络的形成来展开的。比如，一些学者就将清代贵州清水江下游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社会，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通过对以木材采运活动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历史过程的梳理和描述，探讨一个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以及传统中国的国家力量与相应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另外，研究者通过对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地方社会史的梳理，显示出清代以降，这一地区跨越政权与族群边界的木材开发对该区域市场体系的塑造，以及对地方社会所带来的持续性影响。研究的主题虽然是区域市场体系的结构性转换问题，但它反映出的则是一个族群边缘区域逐步纳入民族国家范畴的微观历史情境。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专题性研究，分别探讨了西南地区历史上的木材开发、流动，给区域社会带来的生态环境、人地关系以及族群生计、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影响和变迁。 以木材这一地方性物产为中心的具体微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着眼点虽然是物，但探讨的核心问题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发展史，而是以区域社会本身作为叙事主题。相关研究主要从木材的流动与区域市场网络的形成，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地方社会内部复杂互动的整体性，来探讨社会兴衰动态变迁的逻辑关系和决定因素，进而“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多种关系复合一体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历史性的解释”。 其四，鸦片。与茶叶、食盐等生活物资不同，鸦片作为一种成瘾性消费品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使其在清代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一种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特殊商品。鸦片种植最初由缅甸、越南传入云南，之后又传到四川、贵州等地。特别是云南地区，19世纪后半期，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耕地都在种植罂粟。史称：“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取其花浆煎膏，名为芙蓉，以充鸦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表面上仍执行禁烟措施，但由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实际上也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这直接导致了罂粟种植面积迅速增加。特别是在西南各地，鸦片生产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分布特点。如云南所产鸦片称“云土”或“南土”，贵州所产称“黔土”，四川所产称“川土”，而且在西南许多地方都有鸦片市场，并一度形成以地方集市为中心大大小小的“赶烟会”。 西南地区的鸦片问题很早就受到史学界关注。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历时性视角来考察鸦片的输入与种植、鸦片贸易、鸦片的社会危害，以及禁烟的具体措施等议题。一方面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鸦片种植、贩运与禁吸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着重分析鸦片产销对当地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从清代西南边疆民族—地理多样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入手，探讨云、贵、川地区鸦片跨区域流动的复杂因素，指出清政府禁烟运动在西南地区推行中的多重阻力和鸦片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比较而言，人类学者的学术关注点，则更侧重于鸦片流动过程中的区域性社会关联、文化接触与互动影响等方面。比如相关研究通过对近代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鸦片种贩与地方族群政治演变的考察，指出鸦片在流域内及周边地区的种植、传播、贩运、禁种等一系列过程，是如何将流域内的各个族群与政治势力连接在一起的，并由此揭示出因鸦片引发的族群互动、地方政治动荡对20世纪上半叶川西北区域政治经济格局的塑造和影响。同样是川西北地区，有学者以集市贸易和族群边界为切入点，考察了松潘边城1900年至1950年间，茶叶与鸦片在内陆与边疆的关内/口外及河谷/草地间的双向流动，展示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国家政治势力深入松潘地方社会的历程。同时通过对地方社会公共空间及个人微观生活发展变化的分析，呈现出了地方文化变迁的独特性。还有的研究则是从更为宏观的区域视角，讲述了“鸦片的边疆殖民印记”。研究指出，在西南边疆社会，西方殖民的影响以鸦片为媒介，从生计经济渗透到人的心灵，使得中国边疆各族获得物质性鸦片和精神鸦片的双重殖民体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边疆经历了比中国内地更深的殖民化程度，呈现出边疆社会早期现代性的特征。 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在中国西南地区种植、蔓延、贩运、禁种的历史，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在人类学相关作品中，一方面呈现出了这一时期鸦片种植与销售、市场与供求、禁烟与暴力、国家与地方等错综复杂的地域性关系；另一方面生动地勾勒出了特定时代情境下族群关系、利益博弈、社会边界的动态变化图景。尤为重要的是，它还从中折射出清末民初国家对西南边疆社会的治理、整合，以及通过对鸦片问题的处置所展现出的管控边疆的象征意义。 当然，人类学视角下有关西南地区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物的流动的研究，并不限于茶叶、食盐、木材、鸦片等的热点问题。还有学者对白银、玉石、药材、矿石等物质的长时间、跨区域流动与交换予以了特别关注。比如马健雄研究指出：大理赵州盛产石磺矿，自明代以来就是运销缅甸的主要货物，而产于缅甸的棉花、丝绸则通过马帮和边境集市流入境内。这种从事远距离商贸的社会传统，一直是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又如郑向春以一个滇南坝子的葡萄酒文化缘起与结构再生产为主线，通过追踪当地葡萄种植的历史脉络与旅行路线，来呈现葡萄背后地方人群的思想观念、实践方式、生计模式与社会组织等各个层面的变迁。 总而言之，上述研究不论在理论视野还是分析路径上，大都具有鲜明的历史人类学学术风格和研究特点，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西南研究带来一些新的经验视角。与传统的史学研究范式相比，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完全是以过去的时间和事件为主轴来进行过程性的描述，而更多的是着眼于物质流动背后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与意义表达，特别是通过物所提供的时空线索来认识和理解族群关系，以及对地方性文化的区分和认同，进而反映出西南区域社会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具体来说，一是相关研究大都延续了人类学区域研究的传统，把区域视为一个动态的、受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通过对物的流动的意义的追寻，直观地呈现出了西南区域社会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以及物的流动对当地社会结构的形塑和影响。也就是说，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理解和透视西南区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二是相关研究在历时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共时性”背景下的历史叙事。这一研究视角不但能通过物的流动将诸多跨越族群边界的事件联系起来，还能引导人们留意在区域空间中一直缠绕的文化现象，即“历史”是如何通过地景、事件、仪式、记忆等方式存在于“当下”，并成为民族文化传统和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对“共时性”意义的关注，反过来有助于我们从“当下”多维度的生活实践逻辑中，理解和认识一个充满“地方感”（place consciousness）的历史。三是相关研究贯穿着人类学的“整体观”原则，即将物置于具体背景中进行考察，判断社会的认知体系，因为物的意义只有在具体的关系和结构中才具有特殊的功能。所以，整体观作为理解和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始终为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对物的流动过程的考察，展现出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全方位的立体图景，从而获得一个较为深刻和总体的研究视野。 当然，目前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不仅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人类学作品数量相对较少，而且研究内容的覆盖面还相对狭窄，尤其是在具体问题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比如对物流动过程中文化的交互性与混融性、物的交换与社会文化性质、物的流动与区域社会变迁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另外在研究中还需要相关理论方法和经验研究的不断积累与补充完善，但这样一种研究路径的建构尝试，无疑会为既有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并在区域研究中发掘出更多新的命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