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流动与区域叙事：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西南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47 《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尹建东 刘薇薇 参加讨论
三、空间、关系与生命史：物的流动与区域叙事的多重维度 通过以上分析讨论，不难看出历史人类学在西南地区物质文化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及实践价值。就方法论而言，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物的流动，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过程又是视角；既是研究主题又是分析方法。这种研究视域的多元属性，一方面是由物所依附的区域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不同面向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人类学关于物及其象征意义，对于社会整合与文化接触之影响的多样性认识所决定的。正如西恩· 赫迪斯（Sean Hides）在《物质文化和文化身份谱系》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物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情境中有其相应不同的文化身份，尤其是当它被置于历史和跨文化的语境中时，除了包含其自身的历史起源之外，还包含了其他民族多样性的社会文化要素。因此，当前国内学术界兴起的有关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赋予了理解和诠释西南区域社会变迁过程的逻辑、机制的一个独特视角与范式，凸显出历史书写和区域叙事的多重维度及其方法论意义。 其一，物的流动与区域空间的建构。从理论上来说，区域空间既是一种客观性存在（如地理空间），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如文化空间）。这些不同意义的空间的形式由于人的作用有先有后，所以某种社会—文化空间可以看作是先后不同人群活动的叠加。这个过程不仅构成了空间，也使空间及其形式的转化由时间表现出来，也就是人文地理学所谓的“空间过程”（spatial process ）。不过，在人类学家的视野中，“空间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区域关系和意义网络形成的“结构过程”表现出来的。对此，台湾学者黄应贵将其定义为“区域再结构”。他认为，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是导致“区域再结构”的直接动因，而这些要素的流动，造就了区域不同性质的空间范围和生活圈，从而构成了新的区域结构与空间。 在西南区域社会中，物的流动显然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但同样也被视为是一个地域空间结构的建构过程。由于物不仅在时间中流动，而且也在社会空间中流动，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与物的“流动（flows）和交换（exchanges）不间断地发生，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之间原本清楚的关系也逐渐被腐蚀淡去”，这就使得区域因人群的聚结、分散或重组而产生出新的空间关系和空间范围。所以在相关研究中，通过对“物的流动”的意义的追寻，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认识到人与物、人与人在互动和调适中如何重塑了当地的空间结构，进而从“空间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上西南区域社会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西南地区“空间过程”认识的逐步深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以来研究者对这一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空间独特性的阐释和理解，尤其是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藏彝走廊”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当时虽然主要着眼于历史上川、滇、藏交界地带的民族源流与族群互动的考察，但突破了以往的行政区划与族群边界的认识局限，具有了跨区域空间结构关系整合研究的特点。其学术意义“在于为以往研究中国历史时的单一‘板块’划分格局，增添了具有连接与动态含义‘通道’类型，从而认识中华各族间的漫长关联有了空间上的交往框架和互动视野”。此后，研究者大都延续了这一路径，着重强调历史上西南地区作为族群迁徙、边疆开发、文化交流与商帮贸易背景的区域特征，以及基于空间关系的流动而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学术界有关“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盐古道”等概念的提出，即表明历史上西南地区物的跨区域流动，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主要议题。而这些概念不仅是当代视域下西南地区古代通道网络的代称，它们也赋予了西南区域空间新的历史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近年来与盐、茶等物相关的交换圈、集市圈、仪式空间等概念和研究单位的提出和不断表述，也进一步揭示出跨越族群与区域边界而生成的各类空间关系。这意味着物的流动与交换的长期进行，将特定地域的族群、社会、宗教体系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与原先人群活动范围并不完全重叠，甚至是更大范围的地缘结构和交往空间。事实上，西南不同历史时期区域中心—边缘结构的变动及社会文化的“空间转换”，与物的流动和族群流动的变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物的空间过程与空间性表达的重视，已成为西南区域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其二，物的流动与区域族群及社会关系的生成。相关研究聚焦于物的流动，主要是为了再现一定区域、族群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进而将其作为分析区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所以，当物作为人群之间交流和交往的媒介的时候，物的流动与交换已不完全表现为个体的意愿或个人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代表着地域或群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面貌复杂的西南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民族迁徙与文化互动，因而学术界关于中国西南区域社会的种种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人文关系”结构作为分析出发点的。如王铭铭在《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想》一书中，提出了应当在“中间圈”这样一个框架下展开一种“关系主义民族学”的西南研究。所谓“中间圈”是一个介于“核心圈”和“海外圈”之间的概念，主要是指今天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个地带中的人居住方式不是以单一民族为格局，而是相互错综复杂混居在一起，且因人口的流动，自古就与核心圈的东部汉人杂居与交融”。所以“研究中间圈，也便是研究在核心圈与中间圈二者之上的文明及在‘民族单位’之间的互动过程”。特别是要“研究‘中间圈’活跃的上下关系、族群互动性及文化流动性”。 实际上，在人类学视野中，任何历史文化的发生和表述都脱离不了基本的区域背景、族群关系和文化特色，而围绕着物的流动展开的区域叙事，显然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西南社会本身所蕴含着的流动特性和关系结构。诸如在族群交错的地带，物的流动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与物的流动相关，历史上存在大量跨境族际间交流。族际间交流有“平等互利”方式，也有因民族间经济、政治、宗教力量的不平衡，而形成带有不同程度的“自上而下”贯彻的“非平衡交换”。也就是说，物的流动有时是跨越社会的，甚至是“超社会体系”的，即物的流动一方面被地域性政治经济关系所形塑和驱动，它不仅依附于区域之间大规模、远距离的流通体系，同时还要与地方性族群和宗教体系相配合。因此，物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跨区域的社会流动和文化流动；另一方面，物的流动本身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物的生产、运输及消费过程，而且还涉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权力结构及利益博弈，甚至关系到更大范围的社会体系和权力关系的形成。比如诺邓历史上以盐业为中心形成的“上下”“内外”关系，虽不能将之等同于近代“国家—社会”关系，或者“国家—民族（族群）”关系、族群关系等单方面的叙事，但要看到，历史上诺邓与文明体系的关系、与地区性世界体系的关系、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与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换言之，一个社会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它与“他者”的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存在必须依赖于外部的“他者”而存在。所以，从“关系”角度出发，是研究中国西南区域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学者所论：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认真地思考在一个区域内这种多族交互共生关系的生存，以及“分而未裂、融而不合”的关系格局，方能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拓。正因为如此，区域背景下由物的流动而产生的“生存交互性”，为我们研究区域社会和族群关系提供了另外一种阐释路径和实践风格，构成区域叙事的另外一个维度。 其三，物的生命史与地方文化表达。对于物的社会生命研究，阿帕杜莱提出了以下两种分析方法： 一种是“物的文化传记”（cultural biography），另一种是“物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物的文化传记，并不是指一种文体研究，而是一种形象比喻，意为像给人物立传一样，研究物在不同人群、跨文化情境中的流动过程；而物的社会史则强调的是某类物质在历史时空中的起伏变化，以及这个过程中物的意义所发生的变化。其研究主旨是追溯物的生命历程，关注物商品化、去商品化的路径、方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 一般来说，物的生命史研究指向，主要聚焦于“过程”与“意义”两个认识维度及其辩证统一。前者在于从不同的情境中理解物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命运”流转，以及物的生命历程对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在于从日常生活流动的物品中，关注隐藏在其中的历史和社会价值，在“观物见人”中，发现“无意义之物”的“隐藏意义”。这种研究路径有助于追踪物流动的历史轨迹，以及物的意义在社会网络中被赋予、修改与转换的过程。在这一研究路径的影响下，国内研究者大都采用了一种类似“内部叙事”的微观视角，注重对西南地域社会内部物的生命史进行梳理和阐释。一方面，从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发掘这些流动的物质如何与当地人们的生活结合起来，成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表达形式。因为物在其社会生命中的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功能。诸如盐、茶等物，一般只是在流动与交换的某个阶段，才会呈现出“产品”“礼品”“商品”“祭品”等形态和文化特征。所以，物的不同形态和文化特征，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人群或社会之间文化接触和关系结构生成的过程，以及背后丰富的历史沉淀和权力关系。另一方面，物的生产、消费与贸易，既展现了物质文化实践的具体性，也显示了人们行动的文化象征意义。比如研究者通过盐茶的消费、功用与空间的改变，来探讨人们如何赋予盐茶等物不同的意义，以及这些物质的社会生命得以生成并延续的内在逻辑。另外，通过对与之相关的神灵信仰、象征体系、等级阶序等的重新诠释，来考察当地人如何通过物的意义的置换，建构自己的信仰空间与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人们常常通过物来界定或表达自己，而物的文化符号又建构起人与之生产和生活的意义。因此，历史上这些流动物质所携带的外来观念、价值与文化隐喻，会同当地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发生各种互动关系，使物的社会生命获得一种地方性的表述与叙事方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成为地方文化或地方性知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探究物的生命史，不仅使得物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结合，更因物本身成为研究的主线而使物有了独立的生命和独特的价值。 四、余 论 总体而言，西南地区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强调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考察物的流动、传播，以及在跨文化语境下物的意义与角色的转化过程，以期实现文化与象征、意义与功能、结构与过程、持续与变迁、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研究综合。当然，除了前文中所涉及的问题之外，我们还应该对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格外的关注。 首先，应从西南区域的特性，即“文化复合性”角度入手，来理解物的流动与西南地区多元族群、文化之间关系的生成及其复杂性问题。“文化复合性”是王铭铭用以概括西南人文世界面貌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其内部结构生成于与外在社会实体的相互关系，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结构化形式，表现为同一文化内部的多元性或多重性格，其文化呈杂糅状态，是文化交往互动的结果。由于物在相关研究中常常被用于描述和说明某种社会情境，反映某种社会结构、交换体系和文化象征，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物所提供的时空线索来探究地理、族群、文化交织而成的各种关系，将不同人群的物质文化实践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有机地连接起来，进而揭示出区域背景下多元、复杂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特点与意义。 其次，应从物的流动与区域社会变迁的交互性视角，来理解物与社会的流动性，以及社会文化整合与离散反复交替的过程。历史上西南地区物的流动，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具有空间上的多元性和时间上的间断性特点。与物的流动相关联的区域社会变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时间轴上常常呈现出由盛而衰或由衰而盛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因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脉络中，物的流动作为不同地域和族群之间建构相互间网络联系的重要能动者，成为了不同群体之间互动的基本活动要素，并深刻影响和重塑了地方的“文化图式”。在物的流动过程中，由于各种类别的边界和文化实现了交往互动，地域之间的网络联系也因此得以整合。所以，将物的流动与区域社会变迁的交互性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有助于从社会空间、族群关系和文化纽带等相关联的角度，进一步讨论地方政治、市场空间和区域文化基于流动性而建构的历史实践。对这种流动性的研究，有可能揭示出隐藏在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 再次，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国家与地方社会交织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关注物质文化实践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区域历史运行的内在逻辑。所以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区域自身“小历史”和王朝国家“大历史”的联通，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研究风格和分析路径。“大历史”与“小历史”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通常表现出某种“复合性”特征，二者之间总是相互包容、相互整合、相互渗透的。尤其是在西南边疆地区，由于其社会历史早已被王朝国家“大历史”传统叙事所建构，所以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土著历史”基本上是由王朝国家所定义的。然而从区域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一地区与周边的族群和文明一直有着持续的互动，加之多元空间关系的差异性和流变性，其发展变化的逻辑常常反映在复杂而丰富的地方性历史脉络之中。因此，通过追踪不同物质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与交换，将地方社会的研究纳入国家乃至世界体系的宏观历史背景当中，发掘曾被王朝国家“大历史”所压抑和遮蔽的内容，强调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多声部表述”，才有可能为被传统主流叙事所建构的历史增添更多的维度，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最终指向，就像西敏司在《甜与权力》结尾处所表达的那样：“在理解这一‘物’与‘人’之关系的同时，我们将重新发掘自身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