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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抵御倭寇的“战神”:抗战时的克虏伯大(8)


     6月4日,中国远征军开始攻击松山之敌。松山包括阴登山、大小松山、大哑口、滚龙坡、长岭岗等山,扼惠通桥至龙陵的咽喉,是滇缅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炮7团弹药充足,往往连续射击七八天,发射炮弹千余发。炮10团则相形见绌,炮弹稀少,轻易舍不得使用,专门负责压制敌炮及对重点远距离目标射击。后来多蒙盟军提供在北非战场缴获的德军重榴炮弹补充,才有所好转。7月1日,第8军接替第71军新编28师腊猛、阴登山阵地,专任攻击松山任务。炮10团、炮7团及第5军炮兵营、第8军炮兵营、第71军炮兵营在怒江东岸滇缅公路733公里大山头地区占领阵地,担负松山攻击的炮火支援。从6月到9月,第8军将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攻破松山各据点。曾在炮10团担任连附的阎启志后来回忆说:“这天拂晓,我炮连奉命对敌射击,先是每两分钟一发,继而一分钟一发,最后是尽量快速发射,一气打了两个小时,共发射炮弹三百余发,松山的树木都被炮击起火,烟雾滚滚。当我步兵向敌阵冲锋之时,本来炮兵应延伸射击,拦阻增援之敌,但第8军军长何绍周仍令我炮连向敌阵射击。他说:敌人拼刺刀比我们强,与其在白刃战中我单兵被敌人刺死,不如双方同归于尽。”这令笔者不禁想起一句古语:“一将功成万骨枯”。
     攻克松山,炮10团等又推进到龙陵,战斗月余,进军芒市。阎启志连附率1营的两门“三十二倍十五榴”于夜间进入芭蕉林后面的阵地,由于距离日军前沿阵地较进,被敌发现了行踪。狡猾的鬼子当晚不动声色,次日清晨,两发炮弹突然落在我阵地左侧,阎启志立即命令炮手进入阵地,实施反击,仅半小时,一门“三十二倍十五榴”的空气复座机被敌炮炸毁,一名通信兵负重伤,一名瞄准手阵亡。关键时刻,汪文远营长乘观测飞机飞临阵地上空,直接从空中指挥。炮手们报仇心切,为加快射击速度,平时需两个人用装弹夹抬着,第三人用推弹棍推入炮膛的100公斤重的弹头,改用一个人抱着直接送入炮膛。仅二十多发炮弹,就将日军炮兵摧毁。此后直到芒市告复,鬼子的炮兵再也没有响起。
    
     滇西反攻作战获得完全胜利,豫湘桂战场相反接二连三败北,中国的抗战正面临着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刻。8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以打通大陆交通线和破坏中国西南空军基地为目的发动桂柳会战。炮10团1营6连的两门“三十二倍十五榴”加入了保卫桂林的战斗。参加桂柳会战的国军炮兵还有炮29团、炮54团、炮14团3营、炮18团1营等部,统归炮兵指挥官彭孟缉指挥。炮10团1营6连阵地、观测所位于桂林王城独秀峰附近,其余炮兵分布在风洞山南方、象鼻山一带,准备阻止日军渡漓江。10月29日,日军第37、第40、第58师团等向桂林守军发起攻击。为搜索和触发守军埋设地雷的区域,鬼子在桂林外围的农村抢夺农民的耕牛,赶到临桂大村,企图夜间驱牛到江东岸阵地前“扫雷”。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命令炮10团1营3连向临桂大村轰击,破坏日军的攻击准备。几次下来,重炮连虽给予敌人一定杀伤,但守军的雷区还是被日军摸清楚,没有起到作用。11月8日下午15时25分,日军第11军炮兵队向我独秀峰、象鼻山、老人山、风洞山炮兵阵地和重要据点猛轰,双方展开炮战,声震山谷。炮战一直持续到日落时分,重炮连的炮弹有许多落在五金村北侧高地。9日零晨,日军集中加农炮、榴弹炮猛烈炮击桂林城东漓江边的全部正面,渡江部队乘机强渡。韦云淞命令炮兵对中正桥东端附近集中炮火轰击,阻敌渡江。日本战史记载:“8时20分,重庆军炮兵,特别是独秀峰的炮兵猛然开始反击。大量炮弹落在我炮兵阵地带,战场上双方的炮声响彻桂林平地。”日军一时被我炮火阻止,不能继续渡江,但守城炮兵的弹药消耗很大,无法再与优势的日军炮兵炮战,只能断断续续地射击加以妨碍。日本战史为此得意的说:“在我方优势炮兵面前,重庆军炮兵,特别是发挥最大威力的独秀峰附近的三门十五公分重榴炮终于沉默。但我方也有损失。”战至9日夜,桂林四周日军均已突入城区,守军逐次被压迫于核心阵地。10日下午,桂林陷落。据日军第11军统计,此役缴获各种口径火炮多达156门,其中包括两门重榴炮。
     后记
     1944年末,炮10团团长由毕业于黄埔七期、炮校一期的姜继斌接任。姜在1933年后,任炮8团连长、炮校干部训练班观测教官、炮10团连长、团附、营长等职。1945年,姜继斌调任陆军总司令部炮兵指挥部参谋长。炮10团团长一职由第198师副参谋长杨中藩调任杨中藩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炮兵科,曾任炮校干部训练班战术教官、炮1旅参谋等职。抗战胜利前后,位于滇西的炮10团1营、2营开始换装美式10.5mm榴弹炮,至1946年春装备、训练完毕。4月,汪文远营长率部北调郑州绥靖公署。10月,郑州绥署第四绥靖区奉命北进,炮10团1营归第119旅旅长刘广信指挥,结果在鄄城战役中,丢了八门10.5mm榴弹炮,成为解放军梦寐以求的战利品。1949年6月,炮10团从上海退往台湾。
     1961年,曾经前往德国参加监造验收的王国章,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兵器馆大厅里见到了一门“三十二倍十五榴”。王国章重睹故物倍增回忆,趋身向前细看,炮上的验收印章和铜牌仿宋字,依然清晰可见。如今,这尊重榴炮依然静静的保留在军事博物馆中,当人来人往的参观者从其身旁走过时,不知有几人知道它的来历,又有几人知晓它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烽火岁月中立有抗日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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