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铃的性质刍议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4:11:30 《中原文物》2019年第4期 邓玲玲 参加讨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二里头文化区内发现的铜铃及陶铃,对铃在二里头文化中所蕴涵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铜铃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中,而陶铃见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及二里头文化控制下的珍稀资源供应点。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开始,随着二里头人群以资源获取为目的的军事扩张,陶铃开始出现在二里头之外的遗址中。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之后,铜铃和陶铃在器形及分布区域上表现出了较大的特殊性,结合铜铃与陶铃的出土背景,我们认为使用铃的二里头高等级贵族不仅具备政治和军事职能,在以高等级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职能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铜铃;陶铃;手工业 陶寺文化之后,铜铃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再次出现,自此起,铜铃正式进入中原青铜礼器系统,成为二里头文化政治及礼制的象征器之一。在二里头文化的控制区域中,共发现铜铃8件、陶铃10件,本文将对铜铃及陶铃的器形演变及社会性质分别进行讨论。囿于有限之材料及浅陋之学识,讨论疏失之处,望方家大加斧正。 一 铜铃 二里头文化区中共发现铜铃8件[1],8件铜铃中,二里头遗址发现7件,安徽肥西大墩孜遗址发现1件[2]。(图一)二里头遗址发现的7件铜铃中6件公布了详细的背景资料,剩余的94ⅨM1仅见照片[3]。(图二:8)大墩孜遗址的1件铜铃仅公布照片[3]。(图二:7) 铜铃主要由铃钮、铃腔及铃舌三部分构成,器形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基本保持稳定。铃钮呈拱形,高度0.5厘米左右,于水平方向横跨铃顶中部。铃顶设置悬挂孔,纵向布置,同铃钮方向垂直。铃腔纵剖面为梯形,高度在7.5厘米上下,仅02ⅤM3∶22体型较大,达13.5厘米(图二:3)。铃口多呈椭圆形,口部长径同铃身高度接近。铃身一侧设置扉棱,形状为斜长方形。器表纹饰为梯形凸弦纹,梯形高度同扉棱高度相对应。铃腔内放置铃舌,铃舌呈圆柱状,两端粗中间细,底部直径通常大于顶部直径,宽度为1.5～3厘米,颜色有绿色、白色两种,材质有玉、石英两类。铃舌中部通常设有一个贯通上下的透孔用于将铃舌悬挂于铃腔内。铃舌高度为5～7厘米,同铃腔高度比为0.7上下,悬挂时需有部分铃舌露出铃腔外,以便与铃腔口缘碰撞发声。02ⅤM3∶22铃舌下端存在明显的凹陷,这是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与铜铃口缘碰撞造成。二里头遗址现出土的所有铜铃器表都附有麻布纹,有的甚至包裹了多层不同类型的纺织物。 图一二里头文化区铜铃、陶铃分布示意图 1.垣曲古城南关遗址2.二里头遗址3.登封南洼遗址4.驻马店杨庄遗址5.安徽肥西大墩孜遗址 图二二里头文化区内发现的铜铃 1.1982ⅨM4∶1 2.1981ⅤM4∶8 3.2002ⅤM3∶22 4.1962ⅤM22∶11 5.1984ⅥM11∶2 6.1987ⅥM57∶3 7.大墩孜1972Ⅳ2a (2) 8.94ⅨM1 (1为二里头文化二期;2-3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4为二里头文化三期;5-6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7、8推测为二里头文化四期) (比例尺不适用于8, 下文中涉及器物编号时将省去年份的前两个数字, 如1982写为82) 图片来源:1.刘忠伏, 杜金鹏.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J].考古, 1985 (12) .2.杨国忠.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 1984 (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二里头 (1999—2006) [M].文物出版社, 2014.4-6.宮本一夫.陶寺文化と二里頭文化の銅鈴[M]//中國初期青銅器文化の研究.九州大學出版會, 2009.7.程露.也谈肥西大墩孜出土的青铜斝和铃[J].东方博物, 2014 (3) .8.廉海萍, 谭德睿, 郑光.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J].考古学报, 2011 (4) . 整体而言,铜铃器形统一规整,期别特征主要表现于铃顶悬挂孔。二期时铃顶设置两个纵向的方形悬挂孔,三期时变为两个纵向的椭圆形悬挂孔,四期晚段时既保留了三期悬挂孔形制,又新出现了一个纵向长方形悬挂孔的情况。较之二、四期,三期铜铃在铃钮、扉棱及铃舌上存在较大特殊性。除三期外,铜铃扉棱高度与铃身高度比多在3∶5左右,而三期铜铃62VM22∶11(图二:4)的扉棱高度仅为铃高的二分之一,是已知铜铃中扉棱最小且扉棱厚度最薄的一件;另外,三期铃钮较高,达7毫米,而二期与四期铃钮高度基本相同,为4～5毫米;再次,6件已经公布详细信息的铜铃中,除三期铜铃未发现铃舌之外,其余铜铃皆有铃舌。由上可见,同二期与四期铜铃相比,三期铜铃表现出较大的特殊性。此期铜铃扉棱较小,铃顶穿孔为椭圆形两孔,钮部较高,铃壁及扉棱较薄,器身重量在已知数据的铜铃中最轻,少于其他铜铃重量的一半,且铜铃没有发现铃舌。62VM22未被盗扰却未发现铃舌,推测下葬之时并未随葬铃舌或铃舌为木质一类的有机物。 信息明确的二里头铜铃全部发现于墓葬之中,分别出土于82ⅨM4、81VM4、02ⅤM3、62VM22、84ⅥM11及87ⅥM57。其中82ⅨM4被盗,情况不明;02ⅤM3部分被破坏,但保存情况较好;其余4座皆没有被破坏,保存完整。6座墓葬皆为二里头遗址第一等级墓葬[6],时间从二期延续至四期晚段。6座墓葬皆位于大型夯土基址附近,且周围常分布有2座同期或稍晚的一级或二级墓葬。从时间上看,二期3座,分别出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3号宫殿基址南院内)、祭祀遗存区和贵族墓葬区;三期1座,出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靠近1号宫殿基址的东南角)[7];四期晚段2座,出于二里头遗址的祭祀遗存区。(表一)不同期内铜铃墓[8]的分布地点有所不同,二期比较分散,宫殿区、祭祀区和贵族墓葬区皆有分布;三期位于宫殿区,但墓葬位置已位于宫殿基址外;四期集中于祭祀遗存区。二期时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位于宫殿区,三期位于祭祀遗存区,四期同样位于祭祀遗存区,最高等级墓葬从宫殿区向祭祀遗存区转移的趋势应源于丧葬习俗的改变。 图三二里头遗址铜铃及陶铃分布示意图 底图根据《二里头文化聚落动态扫描》图四改绘, 共有6件铜铃、6件陶铃能确定位置。 表一二里头遗址铜铃出土地点统计表 铜铃墓[9]面积皆在2平方米以上,墓底铺朱砂,有的有木质葬具,出土遗物主要包括铜器、漆器、绿松石器、玉器和陶器五大类。铜器以铜铃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三期铜铃墓62VM22的随葬品较其他铜铃墓来说比较特殊,其随葬品组合仅包括铜器、陶器、绿松石器,无玉器和漆器;铜器仅见铜铃,缺少铜牌饰。上文中我们提到,三期铜铃器形较二、四期比较特别,三期铜铃墓的特殊性与之相呼应。M22叠压于一号宫殿基址之下,但并不属于一号宫殿基址范围[10]。由于铜铃墓及铜铃器形在三期时都比较特殊,我们推测在二里头二期晚段和三期更替之时,铜铃的器用制度可能出现了一次改革。 二 陶铃 二里头文化控制区域中共发现陶铃10件[11], 其中, 二里头遗址发现6件, 驻马店杨庄遗址发现2件, 垣曲古城南关遗址发现1件, 登封南洼遗址发现1件。 (图四) 图四二里头文化区内发现的陶铃 1.二里头1960Ⅱ·ⅤT113 (6) 2.二里头2005ⅤH412∶5 3.驻马店杨庄T18 (4) ∶6 4.南洼2004T7038H418∶10 5.驻马店杨庄T18 (2) ∶1 6.古城南关H153∶121 7.二里头2002ⅤT29D6夯2∶2 8.二里头2005ⅤH414∶1 9.二里头2005ⅤH414∶4 (1:二里头文化一期2-4: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5-6:二里头文化三期7-9: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铃皆为泥质陶, 二期晚段及以前以红陶为主, 三期及其后以灰陶为主。陶铃手制而成, 器表光滑, 内部常遗留制作痕迹,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铃铃腔内部皆残留有掏挖遗留的条状凹痕。陶铃内多未发现铃舌实物, 铃舌缺失原因推测有二:一为使用木质等有机质材料制作铃舌, 二是由于陶铃多为使用中破损, 由此在破损过程中造成铃舌遗失的可能性也极大, 特别是铃舌为小陶丸的形状之时。一期及四期晚段陶铃器型较大, 高6～7厘米, 二期与三期时较小, 高2厘米左右。 60Ⅱ·ⅤT113 (6) 是二里头遗址发现年代最早的陶铃, 发掘简报中报道出土2件, 仅公布1件图片, 无编号[12]。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中提供了编号60ⅡT13 (6) [13], 由器物编号体例推知此铃编号应改为60Ⅱ·ⅤT113 (6) , 出土于宫城内1号制骨作坊内[14]。《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 》中未见60Ⅱ·ⅤT113 (6) 的具体记载[15], 但在对Ⅴ区T116的地层描述中, 第6层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16], T116同T113位置接近, 60Ⅱ·ⅤT113 (6) 应为二里头文化一期。60Ⅱ·ⅤT113 (6) 为泥质红陶铃, 以陶丸为舌, 铃顶设悬挂孔及悬挂钮, 高7厘米[17] (图四:1) , 是二里头文化中唯一一件带钮陶铃, 也是二里头文化中同铜铃器形最为接近的一件。05ⅤH412∶5发现于3号基址北部, 泥质红陶器, 器表有仿铜铃的梯形纹饰, 残高2.2厘米, 年代为二期晚段[18]。 (图四:2) 铃顶虽未制作悬挂钮, 但悬挂孔纵向分布, 同铜铃一致。陶寺遗址及龙山晚期中原地区所发现的所有陶铃的悬挂孔皆横向布置, 纵向悬挂孔应为二里头遗址陶铃的重要特征之一。02ⅤT29D6 2 2 6 02ⅤT29D6夯2∶2为泥质灰陶铃,出土于6号宫殿基址的夯土之中,残高2.26厘米,年代为四期晚段[19]。(图四:7) 05ⅤH414∶1为泥质灰褐色陶铃,发现于6号宫殿基址主殿西半部的台基东南部(可能为主殿门房附近)的灰坑中,高7厘米,年代为四期晚段[20]。(图四:8) 05ⅤH414∶4同05ⅤH414∶1出土位置相同,泥质灰陶器,下口局部呈红色,残高6.1厘米,年代为二里头四期晚段[21]。(图四:9)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铃器形较多样,以二期晚段为界,二期晚段及之前,陶铃器形与铜铃相近,三期及其后,陶铃与铜铃的器形区别明显。从一期至四期,陶铃与铜铃之间的差异渐大,较之器形稳定的铜铃,陶铃表现出较大的器形变动倾向。出土地点明确的4件陶铃皆发现于宫殿区,3号宫殿基址发现1件,出于灰坑;6号宫殿基址发现3件,2件出于灰坑,1件出于基址夯土之中。3、6号宫殿基址分别为二期及四期晚段始建面积最大的夯土基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已知具体出土位置的4件陶铃都发现于宫殿基址的生活区。 表二二里头遗址陶铃出土地点统计表 除二里头遗址之外,陶铃还发现于三个遗址之中。登封南洼遗址发现了1件白陶铃04T7038H418∶10,颜色浅黄,口圆壁直,顶部设有两个圆形悬挂孔,口径5厘米,高6.3厘米[22],器形与铃身尺寸皆与二里头陶铃60Ⅱ·ⅤT113 (6) 十分相近,年代为南洼三期,即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23]。南洼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二里头期白陶器,器类包括鬶、有箅鬶、盉、觚、爵、铃、绳纹罐、网坠型器等,其中有箅鬶、铃、绳纹罐、网坠型器皆不见于二里头遗址。韩国河对南洼遗址白陶器进行了中子活化分析,认为所有白陶样本的产地相同且原料来源集中,南洼白陶器的原料产地可能就在遗址及附近[24]。南洼白陶器延续时间很长,从南洼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晚段)一直延续使用到南洼五期(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白陶鬶、盉、爵出现较二里头遗址为早,并从二期始就一直有新的器类不断出现,白陶器的器形创新一直延续至遗址衰败为止。由此看来,白陶生产应该是南洼聚落的一个传统手工业。南洼遗址的白陶酒器皆发现于灰坑和文化层中,墓葬中全然不见,另外,这些白陶器大多非常破碎,可能是制作中的残次品,以上特征皆表明该聚落侧重于白陶的制作而非消费[25]。考虑到二里头遗址的白陶器形与南洼白陶近乎一致,且二里头白陶器多非二里头遗址的产物,推测南洼遗址应该是二里头遗址白陶器的供应源之一。白陶铃出现的时间恰为南洼遗址的兴盛期,环壕的出现,遗迹数量的大增以及持续发展繁荣的制陶业皆显示南洼遗址作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的陶器生产中心受到二里头的重视。 山西省垣曲古城南关二里头晚期半环壕聚落中发现了1件陶铃H153∶121,为泥质红陶铃,高2.5厘米,口部长径8厘米,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期。陶铃所在灰坑位于二里头晚期环壕聚落的东部,垣曲商城东南角,即二里头晚期文化遗存最为集中的地区[26]。该区域分布着密集的灰坑、窖穴及零星的房址和墓葬,是当时主要的生活区。H138为人工有意挖掘的圆形袋状灰坑,该类型灰坑所占比例很小,仅占10%,灰坑中发现了包括陶器、石镰、刀、铲、斧、镞、凿、绿松石饰品、骨匕、锥、笄、镞、兽骨在内的约130余件遗物,遗物以生产工具和武器为主[27]。绿松石饰品的出现,显示出灰坑中废弃遗物的主人应该具备较高的身份地位。古城南关二里头晚期半环壕聚落位于亳清河、沇河和黄河交汇之处,为运城盆地通往华北平原的出口,聚落西北距中条山铜矿集中区仅数十公里,考虑到遗址中发现了铸铜石范及铜镞,推测其可能是为获取中条山丰富铜矿(及盐)资源而设的重要军事关隘[28]。为了起到良好的防卫,二里头人除利用东、南部天然险崖及河水作为屏障之外,还于聚落西部和北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三条宽阔的壕沟[29]。插于人颈椎之上的铜镞及灰坑中随意埋葬的人骨也反映出二里头文化晚期对古城南关的控制可能伴随着军事的占领或镇压。 驻马店杨庄遗址发现2件陶铃,T18 (4) ∶6与T18 (2) ∶1出土于同一探方,位置相近,一件属于杨庄三期二段,一件属于杨庄三期三段,分属二里头文化二、三期。T18 (4) ∶6为泥质红陶铃,高8厘米,顶部有一个悬挂孔,器型与尺寸近似铜铃(图四:3)[30]。时间略晚的T18 (2) ∶1为泥质灰陶铃,残高5.2厘米,顶部有一个悬挂孔,器形和陶色与T18 (4) ∶6完全不同,但与垣曲古城南关H153∶121的器形十分相近,是三期新出现的陶铃形态。(图四:5)杨庄三期时,二里头文化替代了本地的杨庄二期文化,该遗址发展为一处环壕聚落,出土了白陶鬶、爵、漆器(木胎漆觚)和铜器等高等级器物及大量的石镞和石矛等兵器[31]。同时,在环壕内还发现祭祀遗迹,这些文化因素在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皆罕见,发掘者认为该聚落可能是二里头人群的殖民据点[32]。 三 讨论 虽然铜铃出土于墓葬,而陶铃出土于灰坑或地层,但从铜铃铃舌的磨损程度来看,铜铃与陶铃一致,皆为实用器。只不过铜铃因其珍贵性,多随葬于所有者墓葬之中,而陶铃在使用过程中损坏之后,就地掩埋。从器形来看,二里头二期晚段及之前陶铃与铜铃相近,而三期之后陶铃与铜铃器形相异。从出土位置来看,铜铃集中发现于二里头遗址,而陶铃除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的大型宫殿基址之外,还集中发现于二里头势力控制下的珍惜资源供应点。陶铃的器形和制作工艺简单,原料和纹饰也普通,其所表现出的高等级身份必然同铃这种器物自身的高等级性相关。陶寺文化之后,新砦二期发现了与陶寺铜铃器形极为相近的陶铃,郑州系陶铃受到陶寺陶铃的影响不断演变,最后促成了二里头陶铃的诞生[33]。从时间早晚而言,二里头陶铃的出现时间早于铜铃,可见,铜铃模仿陶铃制作,两者的功能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致的,铜铃诞生后,陶铃的地位自然下降。相较于仅发现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铜铃,从陶铃的角度反而更能表现铃这一种器物在二里头文化中的日常功能。 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的铃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陶铃集中出现于二期晚段和三期,铜铃仅见大墩孜一例,年代估计为四期。二期晚段时陶铃突然在二里头遗址外受二里头势力控制的聚落中出现,明显是受到二里头铃的直接影响。二期晚段的陶铃形制接近铜铃器形,与二里头二期陶铃有差异;三期时突变为覆钵形的陶铃形态,且两件器形相同的覆钵形陶铃同时出现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南部两个相距甚远的遗址,只能说明他们有一个共同学习的对象,即二里头铃。虽然至今尚未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三期陶铃,但覆钵形铃的形态很可能源于二里头遗址新出现的陶铃形态而非铜铃。综上,二里头遗址外发现的陶铃可能直接由二里头人带来,也有可能是当地人仿照二里头人所使用的铃的形态制作,但即便是当地仿制,也必然是由于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铃的器用制度,并且见到过铃的实物之后的仿造。 我们认为二里头遗址外陶铃的出土聚落皆同重要资源的获取及运输密切相关,垣曲古城南关遗址与铜矿资源和盐资源相关,杨庄遗址同安徽南部的铜矿资源相关,南洼遗址则同白陶器资源相关,陶铃的出土位置皆位于二里头上层贵族需要的珍稀资源供应点。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之后,出现了十分明显的铜铃及陶铃文化因素的变革,而二里头遗址之外陶铃的出现时间恰恰位于该时间节点,绝非巧合。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及三期曾出现过若干次军事扩张活动,目的是获取珍稀域外资源,二里头遗址外陶铃的出现皆同二里头人群对资源地的军事控制密切相关。 二期晚段始二里头人群以资源获取为目的的军事活动同二里头遗址围垣作坊区防御设施的修建时间恰好对应。二期晚段作坊区围垣设施兴建之后,二里头遗址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铜器及绿松石器类高等级器物的生产日益专业化,产品种类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原材料供应数量和稳定性的要求也随之上升,由此带来以资源获取为驱动的武力扩张。二里头遗址的制骨作坊分别位于宫城内及祭祀区[34]、铸铜作坊位于围垣作坊区南部并在宫城内散见冶铸点[35]、绿松石作坊位于围垣作坊区东北部,皆与二里头上层贵族或王室有密切关系[36]。高等级器物在邻近宫城的封闭空间内生产,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以上种种现象皆说明二里头时期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高等级器物的生产是在二里头王权的集权控制之下的,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何与贵族阶层相联系的铃会出现在二里头周边的资源供应点。 二期时二里头都邑进入兴盛阶段,宫城内3号、5号大型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开始营建,作坊区的围垣设施兴建完毕,具有二里头特色的陶器群已经形成[37],拥有足够实力的二里头文化势力才能于此阶段进行域外扩张,以获取政权控制所需的珍稀资源。在二里头势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对于铜、盐、高岭土等重要资源的需求日益上升,推动了对四境之地的资源开发,这种以珍稀资源为驱动力的武力输出同早期国家建立于高等级权威物之上的国家政权管理体系直接相关。 二里头遗址陶铃所表现出的高等级地位及其与珍稀资源的关联性,从侧面为铜铃的性质阐释提供了依据。以陶质为依凭却仅出现在大型宫殿基址及域外珍稀资源供应点,说明了铃此种器物在二里头文化中具备极高社会等级,它的高等级性同使用者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职能相对应。从铜铃的角度,更多表现出铃的所有者在二里头社会中的政治职能,而从陶铃的角度,则反映出政治、军事和经济职能的三位一体,经济职能方面更多地表现在对高等级手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和控制之上。铃的使用者,很可能是二里头社会中具备极高身份地位、集行政和军事职能为一体的贵族,他们同时负责高等级器物的生产和分配。从这个角度,进一步证实了手工业生产,特别是高等级礼器的生产在二里头国家文明中的重要性。以范铸技术为特征的中原青铜文明,为何最早的产品是铜铃而非酒器或食器呢?很可能是因为铜铃在二里头文化中更能象征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铜铃和陶铃出现的地点正是这一部分高等级贵族职能涵盖的区域。在二里头文明独特性奠定的二期,宫殿区的行政职能与作坊区的经济职能是二里头遗址最突出的文化内涵,高等级器物在早期国家形成中关键性作用同政权控制下的“高精尖”手工业生产对照,成为二里头文明最突出的特征,铜铃的使用者集政治与经济职能于一体,彰显其身份与职能的铃自然成为二里头文明的象征性器物。 参考文献： [1] 仅包括2017年前考古发掘及调查采集获得的铃,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不记入在内。 [2]安徽省博物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文物博物馆工作[J].文物,1978 (8).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0. [5] 下文中二里头文化二期、三期、四期将简称为二期、三期和四期。 [6] 墓葬等级的判断采用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的分级方法。 [7] 62VM22原报告定为二期,李志鹏、陈国梁根据陶觚和陶爵的特征定位三期;许宏、赵海涛同意以上观点,本文取三期。 [8] 铜铃墓指出土铜铃的墓葬,下文同。 [9] 由于82ⅨM4被盗,本段仅对其余5座保存较为完好的墓葬进行分析。 [10] 许宏.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使用年代刍议[M]//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1] 统计至2017年底,仅包括考古报告上通过发掘和采集获得的铃,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所藏不记入在内。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65 (5). [13]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89. [14] 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的考察[J].考古,2016 (5);陈国梁.中国早期铃形器--以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岗的陶铃和铜铃为例[M]//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5] 1960年发掘的Ⅱ区后改为Ⅴ区。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 [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4. [1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65 (5).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 [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105-1106,图f6-4-2-66-2,彩版二六七:1.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 [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84,图6-3-2-6-2D:3,彩版二六五:1.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 [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159,图f6-4-2-128-2,彩版二六七:3.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 [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159,图f6-4-2-128-2,彩版二六七:4. [22]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568,图3-523, 9,彩版一七,5. [23]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851.报告中认为南洼三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但在灰坑登记表中将H418认定为二里头三期。 [24]韩国河等.用中子活化分析研究南洼白陶的原料产地[J].中原文物,2007 (6). [25]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782. [26]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二):1988-2003年度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40. [27]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二):1988-2003年度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53. [28]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二):1988-2003年度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666-668. [29]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二):1988-2003年度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10-139. [30]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驻马店杨庄[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70,图一一二:15. [3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驻马店杨庄[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3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驻马店杨庄[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206-207. [33] 魏殿臣,秦明晓.密县新寨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陶铃[J].郑州年鉴(1988年),1988:226. [34]中条山地区蕴含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垣曲境内的大含沟曾经发现二里头时期的绳纹陶器及冶炼遗迹,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发现了青铜工具和冶炼遗物。参考《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资源丛书·山西卷[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235-236. [35]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J].考古,2004 (11). [36]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的考察[J].考古,2016 (5). [37][38]陈国梁.二里头遗址铸铜遗存再探讨[J].中原文物,2016 (3). [39]许宏.关于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都邑的假说[J].南方文物,2015 (3) .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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