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对他均持否定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即足以涵盖袁世凯的一生。然而，人性是复杂的，一百年前的社会环境也是复杂的，北洋集团影响和左右了清末民初三十多年的政局，对其核心人物袁世凯的评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便能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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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和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
壬午兵变给了日本染指朝鲜的借口
历史上的朝鲜长期是中国的属国。在制度上它效仿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一直自给自足，风平浪静。到了19世纪末，危机开始出现。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朝鲜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日本和俄国，对朝鲜的觊觎已非一日。在外部压力的催化下，朝鲜内部宫廷的倾轧和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在1882年爆发了“壬午兵变”。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建立于明朝洪武年间，持续了近六百年的李朝。李朝与明清两朝相始终，一直同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属国关系。
1864年，朝鲜国王李昇去世，由于没有子嗣，便以他弟弟之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不谙世事，由他的父亲以大院君(相当于摄政王)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极端守旧，他屡次杀害传教士，坚决不与外人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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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逐渐转移到其妻闵妃(明成皇后)手中。闵妃较为开明，主张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大院君贪恋权位、刚愎自用，反对削弱他权力的政治改革，于是，大院君集团和闵妃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深化，兵变一触即发。
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懦弱无能，姑息绥靖，完全没有尽到宗主国的保护责任。而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朝鲜王室和大臣中一些人在失望之余，开始把目光从大清转向日本。
清政府的矛盾心态是：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得罪日俄，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重施“以夷制夷”的故伎，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传授机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欧洲)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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