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国]20世纪后期中希神话比较研究之批评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2:11:03 中国民俗学网 孙正国 参加讨论
摘要：中希神话比较研究，一直为中西文化比较的思考元点，在神话学、比较文化学和人类学领域均多论述。集中而论，20世纪后期的研究与20世纪早期重复者众，而继之理论前提，以希腊神话为上，以西方文化为优者，尤多。理论先见大于神话析解，研究法简而旧，层层因袭，整体水准较低。然其成就有三：母题理论的运用，文化史语境的强调，史诗传统与仙话传统之差异化认识。由此，中希神话比较尚需革新方法，注重个案，树立对话的文化观。 关键词：20世纪后期；中希神话；比较；史诗传统；仙话传统 神话作为氏族时期人类认识与征服自然、祭拜与祈求祖宗、展示与拓演社会的文化形态，其于讲述和传承的氏族具有真实性与神圣性，每一族民都必得坚信并维护本族神话的真实与神圣。而神话讲述则为氏族最神圣最宏大的事件，讲述者必为先定的惟一的神圣使者，即兼任神使(祭司)、首领、族民而一身三任的氏族酋长，讲述时间、地点与方式皆有神圣的规程和仪式，一旦违反既定之程式与礼仪，将导致威胁整个氏族生存延续的大灾难。神话决非随意讲述的故事，而是以真实而神圣的实体形式，成为氏族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精神象征，其传承与祭演的行为是以祭司为中心铺展的整个氏族参与的社会文化运动。 基于此，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比较方有意义。中希神话比较，本质上乃跨文化之比较。跨文化比较研究有两类，一为宽泛，凡文化语境不同的现象比较，皆属此列；一为狭义，仅当现象之间存在文化史系列与文化传统之异，比较方可成立。本文以后者为基本范畴。跨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ies/cross-cultural comparison)为文化人类学的重要任务。默多克(G.P.Murdock)的《社会结构》堪称20世纪跨文化比较研究之典范。他“以全世界250个民族社会的民族志资料为基础，运用统计手段，采用比较方法，论述了他的亲属理论。他为了进一步完善跨文化比较研究法，还提出了选择信赖度高的民族志资料和克服样本片面性的方案”。中国学者李亦园曾就跨文化比较之重要性做出简洁说明：“(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的基本前提是利用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为样本，以其资料做比较研究，以便验证对人类行为的假设。这一前提并非仅仅是由于人类学家着眼于全人类不管是原始或文明的文化之偏好，而是有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在跨文化视野下，我们检视20世纪后期的学术史，将中希神话的比较剔取出来，期望更好地理解中希神话所依托的文化传统之差异，尝试从中发现面对当下文化转型的方式与知识，以及反思现代、后现代之后人类是否仍旧具备的某些属性。 一 中希神话比较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茅盾、鲁迅、蒋观云等皆有相关论述，并就它们的形态与影响做出比较，认为中国古典神话匮乏且断片化，原因有二：中国先民“颇乏天惠”，缺乏想象力；中国历史化运动过早。此论(因与果)几乎成为20世纪后期中希神话比较的理论前提。纵观近二十年的研究，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比较数以百计，大致集中在神的品格、神话情节、神话谱系、神话观念、神话背景、神话影响、神话传承等方面，研究方法以简单例举的对比为主，理论先入，于是结论也就不证自明。下文就主要结论作简要回顾。 以神的品格而言，“中国神话的神性描写中，有显著的善恶观。希腊神话的神性复杂，既不存在只行善事的神祇，也难找到只做恶事的大神”。中国神多群像化，精神先于形象，没有脸谱，背影融化在宏大事件之中，神性丰满，为救世主品格典型。希腊神多个体化，形象先于精神，具象化，神神、神人串连于琐细生活之间，神性收缩，为世俗化品格典型。中国神话善恶分明而希腊神话善恶同源，中国神话以善主美而希腊神话以美主善。 以神话情节而言，希腊神话叙事性强，情节丰富多彩，跌宕起伏，洋洋大观。“和希腊神话相比较，中国神话的仅存零星，也许可以看成是神的幸运：他们被后代统治者改造得比较少一些，因而较多地保存了原始神话在道德上的纯粹性。……因而恰恰相反提供了一种尺度，可用以衡量其他神话在流传、衍变中加工的状况，这可能是中国神话对世界文学的一项特殊贡献。”而更多学者的接受与研究则以前者为艺术之宝库，后者为不幸的历史遭遇。也有学者从神造人、神谕、神织、神医、神箭、神罚等方面进行比较，探讨神话魅力，在具体对象中思考人类文化源头的异同。有的学者从叙事角度入手，认为中国古代神话的叙事性不强，叙述粗疏且不完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美学的原动力里缺乏一种要求头、身、尾连贯的结构原型”，“非叙事性和空间化乃是中国古代神话的特有原型”。此论直切要旨，可谓在情节与叙事之间看出了机关所在。 以神话英雄论，二者都是被神化了的杰出的部落领袖，“英雄之所以被奉为英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具有英雄的命运——悲剧的结局，这在中西方都是一致的。蚩尤与黄帝部族拼死相争；共工怒触不周山；夸父与日逐走，皆以失败终。在希腊神话中，萨耳珀冬在特洛亚战争中与特洛克罗斯对阵时，注定要被杀；宙斯的另一个儿子赫拉克勒斯虽然建了十二件奇功，但最终遭马人暗算；俄狄浦斯尚未出世，神谕就注定了他杀父娶母的命运。这些英雄的毁灭为古老的神话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歌，汇成了撼人心魄的生命旋律”；不同的是，“中国神话英雄之所以有着如此悲惨的命运，主要是他们面临着十分艰辛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死亡是由外在环境所决定的，与他们个人的性格、命运毫无关系。而希腊神话中的悲剧来源于先天的命运，来源于不可抗拒的神谕，悲剧对他们来说是必然的，无论你是面对它还是躲避它”。其实，从本质上看，它们的差异更在于后者着眼于人，前者着于神(人的理想)。神话英雄的着眼点不同，却有着伟大悲剧的底色。希腊神话把伟大的悲剧还原于人，而中国神话则从人的理想出发，将历史的英雄升华为悲剧的神灵。两种不同的悲剧指向，决定了前者是个人英雄，后者是民族英雄。 以神话谱系而论，希腊神话神系清晰，女性神数量多，地位高，而中国神话神系零散，女性神少且地位低下。宙斯构建了希腊神话的神族大厦，谱系完整，依赖于神或人与宙斯的血缘或亲缘关系。“炎黄、帝俊帝喾、颛顼祝融这三大集团的部族首领逐渐被神化后，成了三个集团分别崇拜的上帝与祖先……中国古代神话就是在这三大神话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核心神话是龙凤合一的神话、五帝的神话、创世神话与皇天后土的神话。”这一结论明显带着先有谱系思想再求材料的思考痕迹。研究者多认为中国神话的炎黄二帝，已经处于神话与仙话的分水岭上，谱系松散势所必然；而有学者认为：“中国性别神话的完形结构是，两个女人(或者更多)加一个男人，便和谐，即以解构女性自我来建构男性世界。西方性别神话的完形结构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前者导因于孝、家、族与和谐的男权精神。后者则源于个人英雄主义。”这一新的谱系学解释也是理论大于材料的。从根源上讲，“造成两类神话差别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两类神话创造的历史阶段各不相同。我国远古神话创造于原始社会早期(这从神话的内容本身可以看出)。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更为低下，他们对许多自然现象的认识更为肤浅。因而，这一时期的神话具有更多的自然属性，甚至在结构上显得较为散乱。第二，从民族心理来看，黄河流域中华民族的祖先有着勤劳、坦诚、朴实的美德，但却并不擅长想象。他们生活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少之又少，自然环境异常险恶，他们需要时时和大自然作斗争，不能像生活在温暖湿润的地中海式气候条件下的古代希腊民族那样，可以相对轻松地欢庆丰收。所以，我国远古时期的神话很难发展成为完备的神话体系”。这一分析，其实也可看做中希神话所有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以神话观念而论，希腊神话的悲剧性极为深刻，“对命运的恐惧和惶惑正是古希腊人抗争命运反为命运所厄、推动历史进程却又违反人类自身道德规范、悲壮而又忧烦不解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的体现，……希腊神话那种对人性的肯定，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开拓冒险精神的描写，以及对人类心理的探索，对人类情感的宣泄等，也都随着人类前进的脚步不断得到了张扬并形成了西方独特的文学艺术风格”，而中国神话的喜剧性更为显著。这一比较坚持了西方美学理论关于悲喜剧的界定，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主义。 以神话传播而言，“希腊神话向中国的传播主要由于亚历山大的东征、游牧民族的接受与传播，尤其是19世纪以来东西文化交流加速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路向是单向强势的传播。中国知识界最先接受希腊神话，并十分敏感地与中国神话对应起来，发现了在希腊神话参照下的中国神话的卑弱与简陋。中国神话在西方的传播则极其有限，除了少量古代神话，更多的则是道教传说与仙话，所谓的中国神话，基本上是中国神话在后世演化的传说，因此，中西神话比较的理论前提是希腊神话意义上的比较，很难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 综上所引，这些研究有两个总的特征：一是宏观立论，把论证放在两大神话系统的整体背景上，感性超越理性，以点带面，宏观把握，在文学化的希腊神话传统中找寻中国神话的位置，尴尬而千篇一辞；二是求证相因，自“五四”以来，茅盾、鲁迅等人的结论成了公理，原本需要论证的，却以前人的观点为其证据，一一相因，承袭太重，许多问题仍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