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地震与官府赈灾探析(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2:11:16 《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刘正刚 黄学涛 参加讨论
三、震后驻军维护社会稳定与救灾 清前期打箭炉地区驻军多分布在各河流渡口和商贸路线的关隘处。打箭炉地区每次强震后，官府都会就近调拨驻军奔赴震区处置危情，参与救灾，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了灾区赈灾有序展开。现存清代官方档案较详细记载了驻军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查勘灾情，上报官府，并积极参与救灾的情况。 雍正三年六月地震后，七月初二日王景灏收到报灾后，“随委化林协副将张成隆、成都府知府李弘泽兼程前往，加意赈恤，务使得所，俟料理完日另行折奏”，并汇报给雍正帝和总督岳钟琪。清代总督是一省或数省绿营兵最高统帅，对辖区绿营兵有直接指挥权，但不设总督的省份，绿营兵则归巡抚节制。就四川而言，雍正三年四月，岳钟琪署理川陕总督，七月实授川陕总督，驻扎西安。巡抚王景灏自然不能等待总督调兵，而他之所以能委派兵员，还因他“暂行署理”四川提督，拥有调兵权。岳钟琪接到王景灏汇报后，于七月十三日据此向雍正帝上奏打箭炉地震情况。救灾结束后，他又于九月二十日将救灾情况上奏，其中在描述军队参与救灾情形时说： 今于九月十五日，据臣前委赴炉驻防弹压，并查勘打箭炉内外地震情形之化林协副将张成隆禀报，内开：遵奉宪行带兵赴炉驻扎，一路看验打箭炉内之沈村、猴子坡、亨坝等处，惟猴子坡碉房震倒，其余虽亦地震，不甚伤人。独打箭炉河东平房所伤微轻，河西碉楼所倒甚多，所伤人民甚众。现在同成都府知府在各处确查名数给赏，完日另报外。至打箭炉之外革达、木鸦、里塘、巴塘等处皆丝毫无恙，合先禀明等情。 从奏折可知，军队奔赴灾区首要任务就是“驻防弹压”，其次才是查勘震情上报官府。雍正初，朝廷正在孕育治藏政策，始终将维护藏区稳定作为首务。此时打箭炉强震，派遣驻军维持稳定是重中之重，化林协副将张成隆奉命带兵驻扎打箭炉弹压，并查勘灾情汇报。 当地驻军接到指令后，“星夜束装前往打箭炉，会同备细确查，将被压身死之人除有亲识认领外，其余无主之尸概行掩埋，并查现在蛮汉人等加意赈恤，务使安顿得所，并将客商所遗货物点查封贮，听其亲识认领，毋许诸人抢失藏匿”。从“星夜束装前往”看，驻军反应快速。军队到达震区后，投入查勘震情、处理险情、安顿灾民，临时代管无主货物，防止被人抢窃等，都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举措。而军队协助土司防范弹压是灾后维护藏区社会秩序的重任，岳钟琪在奏折中说：“臣查被压身故土妇桑结即董卜土司坚参达结之母，今桑结身故，其部属番蛮一时无人管束，恐滋扰攘。臣因即檄调董卜土司坚参达结移驻打箭炉，管理约束番蛮外，又檄化林协副将张成隆量带兵丁前往，暂行驻扎防范弹压。” 乾隆时期，朝廷在平定金川叛乱后，又对藏区军事布防进行调整，一方面完善台汛设立，保证川藏线的顺畅，乾隆四十年“自底木达至美诺，自美诺而僧格宗、翁古尔垄，约咱以至章谷”，中间均设小汛；“自章谷至打箭炉，中间大泡山一处，应行驻兵，拟于阜和营兵内拨出兵三十名，在向阳之地安设一汛。至从雅州木坪而鄂克什，以抵美诺，及从成都桃关、卧龙关而抵美诺，其中俱设小汛，以通文报”。这些台汛隶属于阜和营，“凡有驰递文报、护送粮饷及往来差使、商民并巡哨、缉捕等事，兼用汉土兵丁”。台汛也是川藏间政令传达、军务运输、人员往来等的大动脉。另一方面于乾隆四十一年设成都将军，以处理藏区事务，“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将军无庸干预外，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员并听将军统辖。凡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所有该处文武各员升迁调补及应参应讯，并大计举劾各事宜，皆以将军为政，会同总督题奏”。因此之故，后来上报打箭炉地区地震的奏折都由将军、总督联名。成都将军设立后，朝廷将四川提督移驻雅州城。台汛的完善和军事配置的强化，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处理地震灾情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乾隆末年之后，仍沿袭之前调拨军队驻扎震区维稳与救灾。乾隆五十一年清溪县至打箭炉之间发生强震，总督保宁在考察灾区途中指示军队抢修自泰宁营至打箭炉的垮塌道路，以保障灾情传递和救援工作的顺畅，他说： 因山石坍坠，径途阻塞，偏桥打断之处甚多，文报不能驰递，各土司番夫灾后狼狈，且道里较长，开修不易。臣于途次就近饬派泰宁、阜和各营兵丁……协力开修，虽已通行，尚有需绕道步行之处。现饬各土司拨夫再加修治，俾无阻碍。至打箭炉以外通藏大路，山势陂陀，道路塘汛损坏无几，亦饬该土司查明修理，不致有阻。 通藏大道的顺畅与否，事关朝廷的治藏策略与物资流通，而震后土司常自顾不暇，基层社会在短时间内也难以组织有效力量投入救灾，驻军遂成为官府救灾维稳的首选。当然，官府在派兵救灾的同时，首先要保证军人及其家庭的稳定。保宁在到达打箭炉后，对阜和营、泰宁营752名士兵因地震，“各兵家具等项未免损失，现在物价亦觉稍昂”，决定给每位士兵“借给一个月钱粮，仍于额饷内分季扣还，以资生计”。后乾隆朱批“着即赏给，不要扣还”。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和十月，打箭炉地区又发生两次强震，四川布政使英善均要求“署打箭炉同知会同该管武员前往确勘，加意抚恤，毋致失所”。打箭炉同知和阜和协都司遂“亲往逐一检查”。乾隆五十八年四月，泰宁至革什咱地震，四川总督惠龄在边坝视察，途中接到署打箭炉同知徐麟趾禀报，“据代防噶达汛千总郑榜禀称：四月初六日子时，泰宁一带及附近之明正司、革什咱土司地方同时地震”。可见，地震后均由驻军查勘灾情上报地方官府，说明军队总是在震后冲在最前方。 军队成为打箭炉地区震后官府救灾维稳的重要力量，几乎是清代该区域救灾的一种模式。嘉庆十六年打箭炉口外百利、甘孜一带发生地震，成都将军丰绅和四川总督常明联署上奏，其中成都将军排在首位。他们的信息也来自震区驻军，“据打箭炉同知王世焘转据汛弁禀报：口外百利、甘孜、绰倭一带地方于八月初十日戍刻地震”。嘉庆二十一年，章谷地震也是由汛兵报灾，“据署打箭炉同知吉恒转据口外角洛汛弁禀报：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丑时章谷一带地震”。这些来自震区灾情的第一手资料，均是由深入灾区的“汛弁”在第一时间上报给打箭炉同知或直属长官，经各级官府层层转达而直达朝廷，为官府了解灾情、开展赈灾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打箭炉地区驻军参与了震后勘灾、报灾到救灾的全过程。 四、震后赈济措施与社会效果 清前期地方官府与军队在报灾、救灾中，与藏区民众交流不断增多，民族间彼此认同感随之加强。每次地震后，官府会根据地震强度、受灾程度的不同，对赈济方式进行调整，并强调遵从藏区习俗开展救灾。 雍正三年地震后，四川巡抚王景灏接到灾情后，一面派化林协副将张成隆、成都府知府李弘泽“兼程前往，加意赈恤”，另一面又火速将灾情呈报总督。最后得到雍正帝朱批：“照依蔡珽（康熙）六十一年料理之法尽心措置。”蔡珽的赈灾措施究竟如何，已不得知之。但从九月王景灏上报给总督的报告中可略窥一二：“今遵旨复查六十一年巴塘等处地震时，前抚蔡珽赏恤赈济，每压死一人赏银一两，坍塌碉房一座赏银一两，各处办事头人每名赏缎一匹、绫二匹、布四匹、茶二甑、烟八包，俱系前院捐备在案。”所谓办事头人应是当地土司。王景灏在按蔡珽抚恤死难者标准办理的同时，增加了对生者的抚恤标准：“先经本院差委成都府会同化林协，将压死遗骸有主者给领，无主者掩埋，每蛮一名赏给青稞五斗、茶一斤，每民一名赏米三斗，有欲回家而无盘费者，或给银一两，或给五钱六钱，俱自本院捐备。”此次救助照顾了藏汉生活习俗的不同。为防止打箭炉物资匮乏，他“又示令茶商速将茶包运炉发卖，勿致缺乏。现今商客流通，民蛮安帖”。 王景灏的赈恤标准考虑了汉藏习俗差异，发放不同的食物救济，又以发放路费补贴方式鼓励外来者暂时离开震区。应该是对蔡珽抚恤措施的完善，以后的震后赈济基本都遵循汉藏习俗差异的原则，也因此赢得了不同民族的信任，藏民归附也明显增多。康熙时，明正司“所辖各土司户口总计二万四百二十四户”，加上“商民喇嘛番民等归顺，又有木鸦头目错王端柱等首先归顺，今来附者共一万二千余户”。这一数字在雍正四年时，仅“里塘、巴塘起至叠尔革、上纳夺、林葱、霍耳束署止，总计大小地方三十八处……户口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七户”。 乾隆以后，官府赈济打箭炉震区主要是发放银两，这与当地民众习惯用银作为交易手段不无关系，也显示了该区域商业的发达。乾隆五十四年，成都将军鄂辉奏称：“从前解赴打箭炉口外兵饷皆系元宝，迨后止解碎银。但自省至藏，万里崎岖，倘有碰失，各站易于推卸。况番地买卖交易，均以元宝成色为足。请嗣后仍照旧以元宝起运。”乾隆五十七年“自打箭炉直至拉哩，全系使用碎银”。可见，乾隆后期银钱在藏区的广泛流通。 乾隆年间，震后救灾发放银两，也有一定的标准。乾隆五十一年震后，总督保宁“照例”进行抚恤，保证灾民有饭吃、有房住。他在奏折中说： 查沈边等土司为边地藩篱，联络外番，地处要冲，而炉城尤汉番汇聚之区。自四十一年被水之后，殷庶已不如从前。今又以地震被灾，查看兵商民番情形颇为拮据，现即酌加抚恤。照例：每瓦房一间给银一两，草房一间给银五钱，压毙人口大口每名二两，小口每名一两，分别散给。番地并无草房，间有土石筑盖平房，即照草房之例酌给……至各该土司番民本系纳粮当差，凡遇驻藏钦差、朝贡喇嘛、换驻台藏官兵及差员来往，雇办夫马，修理桥道，共效子来，与内地编氓无异。臣仰体皇上加惠边夷、一视同仁之德意，亦一体给与抚恤，计沈边、冷边、咱哩三土司被灾番民共散给银八百九十九两五钱，明正司、炉城被灾番民共散给银五百一两五钱，共用过银一千五百五十二两五钱，俱经臣率同建昌道陈奉兹、阜和协郎搢升，眼同土司头人逐一散给，俾各番均沾实惠。仍饬地方文武加意抚慰安集，毋致失所。 奏折表明，经过清前期屡次震后救助，藏民已与“与内地编氓无异”，承担“纳粮当差”的任务，所以官府在救灾时对兵商民番“一体给与抚恤”。此次救助标准基本参照了乾隆四十一年四川水灾抚恤例进行，即“冲没者，瓦房每间二两，草房每间一两；坍损者，瓦房每间一两，草房每间五钱。凡被冲瓦草房，竹木尚存者，每间修费银自一钱至五钱为率，按情形轻重核给。淹毙人口埋葬银，每大口二两，每小口一两”。这一标准与康熙六十一年、雍正三年有所不同，官府将震后受损房产分为瓦房、草房，死难者不再以民族区分，而是以年龄划分大人、小孩。乾隆四十一年水灾后，朝廷指令“各省水灾，分别抚恤，及坍房修费银两，因地而异，著为定例”。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和十月强震后，官府抚恤也以银两发放。八月一日，布政使英善接到报灾，立即命令署打箭炉同知徐麟趾与阜和协都司“前往确勘，加意抚恤……照例每大口一名赏银二两，小口一名赏银一两，楼房每间赏银一两，平房每间赏银五钱，共给抚恤银一千六百六十四两”。十月，英善又饬令署打箭炉同知会同武员“再往确勘查恤……照楼房每间一两，平房每间五钱之例，动支银一百七两，按户抚恤……现据该府将恤赏人户银数缮写告示，遍加译谕”。给灾民发放银钱，说明灾民可通过市场购买到生活必需品，也反映打箭炉地区在震后的市场仍有活力，显示了市场在赈灾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不致一夫失所”是打箭炉地区震后赈济的底线。乾隆五十八年四月，打箭炉地区震后，时任总督惠龄“当即飞饬藩、臬两司速委干员，酌带银两前赴泰宁一带查勘实在情形，先行分别抚恤……不使一夫失所”。藩、臬两司遂指令时正在打箭炉襄办廓尔喀战争军务的宜宾知县项应莲前往赈济，“饬委宜宾县知县项应莲携银前往确勘，照例抚恤……不致一夫失所”。六月十八日，乾隆帝在惠龄的奏折上朱批：“上年打箭炉口外地震曾降旨加倍赏恤，今泰宁一带又因地震坍塌房屋压毙人口，殊堪悯恻！兹照上年打箭炉地震抚恤之例，亦即加倍赏给。”从朱批可知，乾隆五十八年震后赏恤标准仍按上年执行，于是“项应莲携带原赈底册，会同该处文武各员加赏……赴泰宁及明正、革布什咱两土司被震地方，传集堪布、喇嘛、头人及被灾户口等，当将皇上加惠边番、恩施稠叠之至意恺切宣布。随查照前次赏给册载各户口，按名给发，共用银八百二十二两五钱，俱各亲身承领，叩头欢呼”。传集灾区土司不同身份人宣扬圣谕，既传达了朝廷对灾区的关切，也增强了藏民对清朝朝廷的忠诚，“惠远庙堪布、喇嘛屈札具禀称：大皇帝恩施黄教有加无已，实为从来所未有，小喇嘛惟有率同徒众，虔诵经文，恭申祝嘏，以冀稍答鸿慈”。 嘉庆十六年打箭炉地震后，“所有震倒房屋及压毙僧俗男妇，均查照（乾隆）五十七年各土司地方地震两次赈恤成案”进行，“均系按名按户散给，无滥无遗……现在各夷户已倒房屋，以次兴修，压毙人口，亦均依夷俗烧埋，各夷民俱照常安业，并无失所”。这一举措，同样得到灾区藏民的拥戴，“土司及夷民等无不伏地叩头顶颂，大皇帝格外天恩，同声感泣”。 嘉庆二十一年地震赈恤按乾隆五十一年及嘉庆十六年成案办理,“共赏恤银五千二百八十一两……现在各夷户房屋以次兴修，压毙人口均依夷俗烧埋，汉民则浅埋……再该处距省往返程途有数千里之遥，且时值大雪封山，到处须用乌拉踩出路径，方能履勘。其压毙各尸，亦须逐一刨验，是以查办稍需时日”。这两次抚恤对死难者遗体处理有夷、汉之别，但在发放银两时则未加区分，“被灾汉番齐集章谷土司官寨，眼同土司头人、通事，取具切结，按户散给，并无遗漏冒滥”。可见，救灾银两发放是在土司头人、通事等见证且“具结”情况下进行，以保证物资发放公开、公正，对死难者遗体处理则回归之前尊重藏民习俗。因此又出现“该土司及灾民等无不伏地”感泣的现象。 官府在救灾过程中也特别关注特困灾民，嘉庆二十一年总督常明动用五千两银子照例抚恤，但嘉庆帝“恐仍有未周，着该督再委道员严加查勘，其有被灾较重贫苦无依者，施恩再加赏恤，由司库再动支银三四千两，饬令查明散放，俾灾地民番均沾实惠，毋致失所，毋副朕普爱黎民至意”。常明又派打箭炉同知吉恒等携带司库银前往查勘，时“大喇嘛寺业已修建重新，其余房屋寺院亦俱一律修整，汉番均各安业，尚无饥寒失所之人”。说明赈灾已落实到位。吉恒等传集土司头人及大喇嘛宣读圣旨，“查照前册，减半加赏，以楼房一间加恤银五钱，平房一间加恤银二钱五分，每一大丁口加恤银一两，每一小丁口加恤银五钱……共加恤银二千六百四十两五钱，眼同土司、头人、通事等按名散给”。这次抚恤临时减少是因适遇丰年，“窖藏杂粮完好，刻下稞豆又将成熟，足供食用”，但是察看大局，“较之未被灾以前，究觉稍形拮据”，故按名减半赏恤，受灾头人、喇嘛等“无不同声感戴”。 清前期对打箭炉震后救灾物资主要有银子、缎、绫、布、茶、烟、青稞、米、炒面等，生活物资占较大比重，康熙、雍正年间以发放物资为主，乾隆以后则逐渐以银两为主。无论是物资还是银两，大多由地方政府筹措。康熙六十一年和雍正三年救灾物资来源是“俱自本院捐备”，应属官方调拨。还有就是地方官捐助，乾隆十三年二月，阜和营一带强震后，“业经该（打箭炉）同知等当即捐给茶包炒面抚恤在案”。另据乾隆《雅州府志》卷4《赋役》记载，打箭炉设有类似于常平仓的粮库，贮备谷、青稞等粮食。但乾隆后期赈济更多依靠银两，其原因与乾隆末年全国常平仓的衰败有关，也和这一区域的市场活跃有关。震后抚恤银两一般出自官府，乾隆五十八年总督惠龄赏恤“查照向例，在于司库文职养廉截旷项下动支”银子；嘉庆二十一年地震后从打箭炉帑项中支出恤灾。还有部分来自司库（又称藩库）银两，属地方财政。嘉庆二十二年常明加倍赏恤灾民，即“由司库再动支银三四千两”。从“照例”“再”等可知，以前赏恤也有从司库养廉银拨付的先例。养廉银原本为解决官员俸禄过低而设，一些地方官员响应朝廷号召，有时会把积余的养廉银存入库项作为公用之费。可见，救灾活动增强了边疆官民之间的互动，增强了不同民族间的凝聚力。 打箭炉救灾抚恤在乾隆以后逐渐以银两发放为主，客观上刺激了汉藏贸易兴盛，一种名为锅庄的商业行栈迅速兴起，由雍正时13家发展到乾隆年间48家。商业发展也与打箭炉驻军关系密切，“西藏、金川、巴勒布廓尔喀连次出师，客民贩运食用货物来者益重，军务竣后，贸易渐减”。但驻军对灾民的救助搭建了藏区不同民族交流的桥梁，“主客相安，多有留住，土民耳濡目染，日渍华风，近时多通汉语，敬官畏法”。一些炉区“女子年十五以上，即雇于茶客，名曰沙鸨，凡茶客交易货物，俱听沙鸨番译，较定价值，无异牙行”。沙鸨是汉藏商人交易的翻译。在汉藏交流基础上，嘉道年间打箭炉商业又趋于繁荣，“汉番互市之所，番民数百户，有大寺、喇嘛数千，西藏派堪布主之。汉人贸易者百数，余惟吏役、营兵而已。内外汉番具集市茶”。在汉藏等人民共同努力下，打箭炉商业重新焕发生机。 五、结 语 清前期，朝廷将打箭炉划入四川省管辖，并在此驻军，设税关，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与此同时，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强震不断，每次地震都给当地民众的财产和生命造成毁灭性灾难。各级官府在震后逐级上报灾情，迅速组织军队赴震区维稳救灾，并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形及朝廷的旨意开展救灾抚恤，逐步摸索出一套较完善的应急机制。随着救灾活动的进行，军民彼此间的认同感逐渐增强，官府在救灾抚恤过程中尊重藏汉习俗，有区别抚恤，又凝聚了汉藏民众的向心力。在救灾过程中，发放到灾民手中的白银，刺激了市场的活跃，促进了打箭炉的商业繁荣。每次地震尽管暂时中断了商贸交流，但从震区房屋损坏数量一次比一次增多来看，打箭炉应该是在震后很快获得了重建，并呈良性发展，有更多的房屋建成，才能出现地震灾害发生时损坏房屋数量增加的情况。正因为灾后重建的成功，打箭炉在康藏贸易中的经济中心地位得以保持。清前期，官府通过救灾、赈济以及鼓励贸易的手段，维护了打箭炉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互融。官府与军队在屡次震后的勘灾、救灾时，对少数民族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由雍正时多称“蛮人”到乾嘉时逐渐变为“番民”“夷民”及“藏民”，可见在屡次地震及其救灾过程中，不同民族间的认同也逐渐增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