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西部边疆汉羌民族关系述论(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53 《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朱映占 孙雪萍 参加讨论
三、对东汉时期汉羌民族关系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汉羌民族矛盾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对社会的破坏 从先秦到汉代，汉羌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是：商朝时期，羌人就与华夏族交往，而且还帮助周人灭了商王朝，因此羌人不是当时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没有给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到了西汉，由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要矛盾是来自北方的匈奴，羌人仍然不是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到了东汉光武帝以后，羌人渐渐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此，范晔客观地认为，汉羌民族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东汉王朝没有治理羌人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是边关将帅对羌人不讲信用，对归附羌人没有很好地安排。“其内属者，或倥偬之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因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 在处理羌人的反抗上，东汉王朝采取了以军事攻击为主的策略，“于是诸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征兵会众，以图其隙。”但是，这样的军事行动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朝廷的军队“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同时也给东汉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和边关将领都没有把真实情况报告给中央，“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其结果是，“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就军费开支而言，仅仅是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到顺帝建康元年（144年）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东汉王朝为了平定凉州刺史部辖境内羌人诸部的反抗，所耗费用竟达“八十余亿”。在这个过程当中，“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在边关将领发财的同时，“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所以，汉羌民族矛盾的引发，主要原因是东汉王朝民族政策和边关将领的失误。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的“论”中，客观地对整个东汉时期的羌人反抗进行了评价。范晔认为，羌人的反抗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问题还是出在东汉王朝“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 总之，羌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给东汉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整个凉州刺史部各郡一直动荡不安，长期威胁着王畿三辅地区。当时的情况是，“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边关民众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并、凉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冢露胔，死生涂炭”。 （二）护羌校尉的设置对治理羌人反抗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东汉建武九年（33年），面对羌人的攻击，司徒掾班彪向光武帝进言，建议采用西汉时期的“旧制”，重新在凉州设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建议，任命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但是，护羌校尉的设置，没有对治理羌人起到应有的作用，具体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东汉王朝仓促设置护羌校尉，对护羌校尉的人选任用过于随意，一些官员不能很好履行职责。例如护羌校尉窦林上任后，得到羌人诸部的信任，羌人首领之一滇岸最先向窦林投降。但是窦林没有进行认真调查，被部下所欺，认为滇岸就是羌人的最高首领，便向汉明帝谬奏滇岸是羌人最高首领。所以汉明帝“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第二年，羌人中势力最大的烧当羌首领滇吾投降朝廷，窦林又向汉明帝上奏说，滇吾才是羌人最大的首领。汉明帝对此十分奇怪，当得知实际情况后，汉明帝处死窦林，让谒者郭襄代领护羌校尉职务。但是郭襄到了陇西之后，听说凉州羌人仍然强盛，不敢任职而返回，所以护羌校尉又撤销。这说明东汉设置的护羌校尉，一开始就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 第二，护羌校尉官员更换频繁，没有一以贯之的治理羌人的基本策略和行动方针。东汉从光武帝到汉和帝不足百年的时间里，更换了众多的护羌校尉。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东汉时期，护羌校尉一共有牛邯、窦林、郭襄、吴棠、傅育、张纡、邓训、聂尚、贯友、史充、吴祉、周鲔、侯霸、段禧、庞参、马贤、韩皓、马续、赵冲、张贡、第五访、段颎、胡闳等20余人。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护羌校尉更换十分频繁。更为重要的是，护羌校尉对于如何治理羌人的反抗，没有一致的政策。每一任护羌校尉都在改变治理羌人的策略，所以对羌人的治理经常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三）东汉王朝及护羌校尉对羌人的民族特性没有基本认识 纵观历史，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治理，首先要熟悉各民族分布的地理特点和民族特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难以对边疆民族进行有效的治理。东汉王朝治理羌人就是如此。 在所有参与平定羌人反抗的护羌校尉官员中，最值得肯定的人是段颎。段颎在接受了平定羌人反抗的任务后，首先是认真了解羌人的民族性格特征，“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态情，穷武思尽飙锐以事之”。因此，在所有的护羌校尉中，段颎对羌人的治理比较有成效。与段颎认识到治理羌人需要先了解羌人民族性格特点相反的例子，是希望以武力消灭羌人的马贤等人。顺帝永和四年（139年），马贤带领湟中地区的军队和少数民族归附的义兵万余骑攻击羌人那离部，斩杀那离以及其他众多首领，获得马、骡、羊10万余头。顺帝因此提拔马贤为弘农太守。此时大将军梁商对马贤等人说：“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然而，总体而言，对于西羌，东汉王朝“对其缺乏了解，也使得汉帝国对于这些西羌部落几乎束手无策”。 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来看，整个东汉时期，西部边疆民族关系的格局是多变的，其原因也非常复杂，表面上看是反抗与镇压，是王朝国家与羌人政治首领的矛盾，但是，根本的原因是文化冲突、文化适应与文化调适问题。 阅读原文请点击： 东汉时期西部边疆汉羌民族关系述论.pdf 原文载于《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