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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两记耳光成就了狂人刘文典的一世英名(5)


     可以说,刘文典家人的总结固然在理,但意犹未尽。如果延展开来,刘文典的命运可谓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缩影,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文人的三处“七寸”短板——先于文革,在反右时期就被拿捏了。
     一怕断粮。三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自己找,可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即使被本单位开除了,也不愁没地方接受继续工作,所以他能够在校“不畏强权”;但五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都是政府统一安排,组织安排什么你干什么,本校开除你就等于全国没你容身之地,口粮就彻底没地方领了。你怎么还敢跟领导“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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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怕断头。因言获罪在历代都是常景,但动辄入狱杀头则属于“非常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可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文人即便不是很“过分发牢骚”,就因为一句话成为“现行反革命”掉脑袋的风险相当存在,“放言的成本”要比过去高数十倍,所以“自古胆子都是统治者给的文人”,便噤若寒蝉了。
     三怕侮辱刑。这个是最厉害,也是最折磨人的。
     尽管中国文人大多胆小怕事,但有些也是很有气节的,他们一不怕死,二不怕饿,他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视死如归”,但却对人格和精神折磨的侮辱难以忍受。刘文典遭遇的反右从整风运动开始,动辄“脱裤子、割尾巴”,由亲人同事战友伙伴检举揭发,一把把刺刀扎到了人的心灵深处。刘文典这样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文人,情何以堪?
     刘文典“准自杀”八年后,文革降临,“畏罪自杀”的人越来越多,自杀者大多是文人。文革结束后,连原文化部长、样板戏的创作者于会泳、这样在文革中风光无限的文化人也“畏罪自杀”了。因为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他写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结果得到“组长没时间”答复,深感会遭到昔日被整人同样待遇,于是将自己刷牙杯中的“来苏水”喝了下去。他不知道,三中全会后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比起他所处的文革,已经渐趋文明,依他的作为,不至于死,甚至牢狱之灾也未可及……
     敢踢蒋介石的刘文典也好,创作现代京剧的于会泳也罢,虽然他们不是一股道上的文人,但同样带着对“非人道待遇”的恐惧而离开人世。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会离人性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如果时代作美,他们或都有成为大师的可能,留下更传奇的佳话,但是,那终需一个文明的人性的制度环境,使每个置身其中的人免于恐惧而非无尊严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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